。滕胤是吴王的女婿。
十二月，任命光禄勋荥阳人郑冲为司空。
蜀汉的费祎回到成都，有个看风水的人说：“成都这地儿没有宰相的气运。”于是费祎又往北去，驻扎在汉寿。
这一年，蜀汉的尚书令吕乂去世，朝廷让侍中陈祗暂代尚书令。
评论
公元251年（曹魏嘉平三年，东吴太元元年），是三国后期极具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里，曹魏内部的权力斗争走向白热化，东吴的储位之争埋下隐患，蜀汉的战略布局暗藏危机。历史在各方势力的角力中留下了诸多值得深思的印记，既展现了权力场的残酷逻辑，也折射出人性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
曹魏：司马懿的权力清算与时代转折
曹魏这一年的核心事件，无疑是太尉王凌的“淮南之叛”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这不仅是曹魏政权内部矛盾的总爆发，更是司马懿晚年权力巩固的关键一役。
王凌作为曹魏元老，以“吴人塞涂水”为由请求出兵，实则意图废黜曹芳、另立楚王曹彪，本质上是对司马懿专权的反抗。从历史记载来看，这场叛乱尚未正式发动便已败露，反映出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的控制力已达到惊人程度——当王凌将计划告知兖州刺史黄华时，对方毫不犹豫地与告密者杨弘联名揭发，足见司马懿的威慑力已渗透到地方军政体系的各个角落。
司马懿处理叛乱的手段极具政治手腕。他先是“先下赦赦凌罪，又为书谕凌”，以怀柔姿态麻痹对手；随后大军“掩至百尺”，形成军事压制。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尽显老谋深算的政治智慧。而当王凌主动投降后，司马懿的言行更耐人寻味——面对王凌“卿负我”的指责，他以“我宁负卿，不负国家”回应，将个人背信包装成政治大义，揭示了权力斗争中“道德让位于现实”的残酷法则。
王凌之死的细节尤其令人唏嘘。他“试索棺钉以观懿意”的试探，与司马懿“命给之”的决绝，构成了一场无声的心理博弈。这种近乎羞辱式的回应，彻底粉碎了王凌最后的幻想，最终迫使他饮药自尽。而司马懿“穷治其事，诸相连者悉夷三族”“剖棺暴尸”的行为，则将专制权力的冷酷发挥到极致。这种对政敌的极端清算，虽能暂时巩固权力，却也为后来司马氏代魏埋下了道德隐患——当权力可以践踏一切伦理纲常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便已动摇。
令狐愚家族的覆灭则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其族父令狐邵早年“不修德而愿大，必灭我宗”的判断，最终不幸应验。这一案例揭示了个人品性与命运的深刻关联：才华若缺乏德行约束，野心若脱离现实根基，终将走向自我毁灭。而令狐愚与令狐邵的对话细节，更展现了人性中“恃才傲物”与“明哲保身”的鲜明对比。
司马懿在这一年八月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以抚军大将军身份辅佐魏明帝，后通过高平陵之变掌控政权，其政治生涯贯穿了曹魏由盛转衰的关键期。他的一生既是权谋的胜利，也是道德的争议——他奠定了西晋的基础，却也开启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动荡的序幕。
东吴：储位之争与权力交接的隐患
东吴在这一年的核心事件是孙权晚年的储位风波与权力布局。孙权立潘夫人为皇后、改元太元，本欲稳定政局，却因对太子和的态度反复，暴露了晚年决策的摇摆不定。当他“颇寤太子和之无罪”欲召其回京时，却因全公主、孙峻等人的反对而作罢，显示出皇权已受到外戚与宗室势力的掣肘。
诸葛恪的崛起与吕岱的“十思”之戒，构成了东吴政治的另一重要线索。吕岱以“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劝诫诸葛恪，本是基于乱世生存的经验之谈，却被诸葛恪以“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驳回。这种刚愎自用的态度，正如虞喜所评：“此元逊之疏，机神不俱者也！”诸葛恪的自负不仅体现为对元老的轻慢，更预示了他后来北伐失败的结局——当权力缺乏敬畏之心，才华便会沦为灾祸的催化剂。
虞喜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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