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还有一半人不想投降，我得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把想投降和不想投降的分开，明天一早把名单给你们，先把我的印绶给你们当信物。”说完就把印绶扔给了吴国人。吴国人听他这么说，没拿印绶。张特就连夜拆了各种房屋的木材和栅栏，把城墙缺口补上，修成双层的。第二天，他跟吴国人说：“我们就打算战斗到死！”吴国人听了气坏了，接着进攻，但就是攻不下来。
这时候赶上大热天，吴国士兵又累又热，喝了水就拉肚子、身体浮肿，一大半人都生病了，死伤的人到处都是。各个营帐的官吏每天都报告说生病的人太多，诸葛恪觉得他们在撒谎，还想杀了这些官吏，从那以后就没人敢说了。诸葛恪心里知道自己这招不行，但又觉得城攻不下来太丢脸，脸上全是气。将军朱异因为军事上的事跟诸葛恪顶了几句，诸葛恪马上就夺了他的兵权，把他赶回建业。都尉蔡林好几次给诸葛恪出主意，诸葛恪都不用，蔡林就骑马投奔魏国了。魏国将领们看吴国军队累得差不多了，就派出救兵。秋天七月，诸葛恪带兵撤退，士兵们伤病严重，一路上拖拖拉拉，有的倒在路边沟里，有的被魏军抓走，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都很惨，大家唉声叹气。但诸葛恪跟没事人一样，还在江中小洲上待了一个月，打算在浔阳开垦田地。朝廷诏书一个接一个催他回去，他才慢慢往回走。从这以后，老百姓对他失望透顶，抱怨声一片。
汝南太守邓艾跟司马师说：“孙权已经死了，吴国大臣还没完全归附新主。吴国那些有名的大家族都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仗着势力，随时能违抗命令。诸葛恪刚掌握国家大权，国内又没有能真正管住他的君主，他也不想着安抚上下，打好根基，就知道对外折腾，还虐待老百姓。带着这么多人去攻打坚固的城池，死了好几万，最后带着灾祸回去，这就是他要倒霉的时候了。以前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都是被当时的君主重用，君主一死他们就失败了，何况诸葛恪的才能比不上这四位，还不考虑大的隐患，他的灭亡指日可待啊。”
【内核解读】
嘉平五年（公元253年）是三国后期极具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里，魏、蜀、吴三国接连发生重大政治军事事件，权力更迭、军事博弈与人性挣扎交织上演，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镜鉴。透过这些事件的表象，我们能清晰看到权力运作的规律与个人选择对历史走向的影响。
信任的代价：费祎之死与政治安全的边界
蜀汉大将军费祎在汉寿的宴会上被降将郭修刺杀，成为三国时期最具警示性的政治悲剧之一。费祎\"资性泛爱，不疑于人\"的性格特质，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转化成了致命弱点。越巂太守张嶷曾以东汉岑彭、来歙遇刺的历史教训警示他，提醒其\"待信新附太过\"的风险，但费祎未能采纳这一重要谏言。
这一事件揭示了政治信任的悖论：领导者既需要展现包容以凝聚力量，又必须建立必要的安全边界。费祎对降将郭修的过度信任，本质上混淆了个人道德与政治理性的界限。而曹魏政权对郭修的追封，则将刺杀行为政治化，凸显了三国时期\"敌之敌即为我之友\"的实用主义外交逻辑，也反映出乱世中道德评判标准的扭曲。
费祎之死直接改变了蜀汉的战略走向。这位主张稳健保守的执政者去世后，主战派姜维得以放开手脚推行北伐政策，蜀汉从此进入战略冒进期，加速了国力的消耗。
担当的智慧：司马师的危机处理艺术
面对东关之败和胡族叛乱的接连挫折，司马师展现出的领导智慧令人瞩目。在朝议欲贬黜诸将时，他主动承担责任：\"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仅削去弟弟司马昭的爵位以示惩戒；当并州胡族因远役惊反时，他再次引咎自责：\"此我过也，非陈雍州之责！\"
习凿齿对此评价甚高：\"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这种将失败归咎于己的担当，与\"讳败推过，归咎万物\"的平庸领导者形成鲜明对比。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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