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风津的百姓张属去把毋丘俭杀了，把他的首级送到京城，朝廷封张属为侯。诸葛诞到了寿春，寿春城里十多万人害怕被杀，有的逃到山林沼泽，有的逃到吴国。朝廷下诏任命诸葛诞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诸军事。毋丘俭被灭了三族。毋丘俭的党羽七百多人被关进监狱，侍御史杜友负责审理，只杀了带头的十几个人，其他的都上奏请求赦免。毋丘俭的孙女嫁给了刘氏，按罪应该处死，但因为怀孕被关在廷尉。司隶主簿程咸提议说：“已经出嫁的女子，如果已经生育，就成了别人家的母亲。从防止犯罪的角度，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惩戒奸乱；从人情的角度，却伤害了孝子的恩情。男子不会因为别的家族犯罪而受牵连，女子却要因为夫家和父家两边的罪被处死，这不是怜悯女性柔弱、均衡法制的做法。我认为未出嫁的女子，可以跟随父母受刑；已经出嫁的女子，应该跟随夫家受刑。”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还写进了法律条文中。
【内核解读】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的淮南之乱，是曹魏后期司马氏集团与地方反抗势力矛盾激化的标志性事件。这场以毋丘俭、文钦起兵讨司马师为核心的叛乱，不仅展现了三国末期军事谋略的交锋，更折射出权力更迭中人性的复杂、制度的漏洞与历史的必然走向。
叛乱根源：权力失衡下的必然冲突
毋丘俭与文钦的起兵，本质上是曹魏旧臣对司马氏专权的最后反抗。自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曹魏皇权旁落，司马氏通过血腥镇压逐步巩固权势。毋丘俭作为深受魏明帝信任的老将，目睹曹爽集团覆灭、王凌等重臣被诛，深知自身难逃猜忌，起兵实为自保与“兴复魏室”的双重诉求。
从叛乱初期的部署看，毋丘俭试图通过“矫太后诏”占据道德高地，以司马懿“忠正有勋”反衬司马师“专权乱政”，这种策略既显示其对舆论的重视，也暴露了曹魏正统观念仍具影响力。然而，诸葛诞斩杀来使的决绝态度，已预示地方实力派对叛乱的观望立场，叛乱从一开始就缺乏广泛联盟基础。
军事博弈：谋略与决断的生死较量
司马师在平定叛乱中的表现，充分体现了军事家的冷静与决断。面对“新割目瘤，创甚”的身体状况，他力排众议亲征，展现出对权力掌控的绝对执着。王肃以关羽败亡为例的分析，精准抓住淮南军“家属在内州”的致命弱点，为战略制定提供了关键依据。
王基的军事洞察尤为亮眼。他先是指出叛乱“非吏民思乱”的本质，主张速战速决；在司马师下令停军时，又力陈“停军高垒有似畏懦”的危害，最终以“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的魄力抢占南顿，控制关键粮库，彻底掌握战场主动权。这种“先发制人”的战术，与郑袤提出的“深沟高垒挫其气”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了平叛的核心策略。
相比之下，毋丘俭与文钦的军事失误堪称致命。毋丘俭“好谋而不达事情”，屯兵项城却迟迟不进，错失战机；文钦“勇而无算”，夜袭乐嘉城时与文鸯配合失误，导致军心溃散。尤其是文鸯单骑冲阵的勇武虽显传奇，却无法挽回战略颓势，反而加速了军队瓦解。
人性百态：乱世中的抉择与挣扎
这场叛乱中的人物群像，生动展现了乱世中的人性抉择。尹大目作为“曹氏家奴”，试图以私人关系劝降文钦，其“心实欲为曹氏”的隐秘立场，反映出宫廷旧人对曹魏的最后眷恋；而他最终“涕泣曰世事败矣”的无奈，道尽了时代洪流中个体的无力感。
普通士兵的选择更具代表性。淮南将士因“家属在北”而“众心沮散”，降者络绎不绝，印证了王肃“急往御卫瓦解其志”的预判。这种因家庭羁绊导致的军心浮动，成为司马氏取胜的关键因素。而寿春城中十馀万口“惧诛而流亡”的惨状，则揭示了权力斗争中平民的悲惨命运。
司法层面，杜友处理“俭党七百馀人”时仅诛首恶，程咸提出“已嫁妇女从夫家之戮”的建议被纳入律令，既体现了司马氏试图缓和矛盾的政治考量，也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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