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2章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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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展现了西晋初年与东吴末期的政治生态与治理得失，其中的关键事件和人物行为，折射出封建王朝治理中的核心矛盾与历史启示：

西晋：制度探索与权力妥协的矛盾

晋武帝在立太子时拒绝大赦，试图以“明好恶”树立治理原则，体现了开国君主对制度严肃性的追求。但在李憙弹劾权贵占田事件中，他赦免山涛等宗室重臣、仅严惩小官刘友的做法，暴露了“刑赏不公”的致命缺陷。司马光尖锐指出的“避贵施贱”，正是西晋政权从一开始就埋下的隐患——依赖门阀士族的支持，却未能建立公平的法治基础，最终导致“政本不立”。这种对权贵的妥协，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埋下伏笔。

李憙的刚直与李密的“陈情”形成对比，前者展现了理想官僚的担当，后者则体现了孝道与仕途的冲突中个体的选择空间。而杜预关于官员考核的建议，主张“去密就简”“委任达官”，反对过度依赖条文的形式主义，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治理的核心在于人，僵化的制度反而会滋生虚伪。

东吴：奢侈误国与忠言难入的末路

吴主孙皓大修昭明宫、沉迷享乐，面对陆凯、华核的劝谏置若罔闻，完美诠释了“亡国之君”的典型特征。华核的上疏直击要害：仓库空虚却大兴土木，百姓失业仍追求奢靡，北方强敌环伺却忽视边防，这种“舍急务而务虚功”的治理逻辑，注定了东吴的衰落。尤其“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的奢靡之风，不仅消耗国力，更瓦解了社会的务实精神。

孙皓迎其父神主时的荒诞行为（七日三祭、昼夜娱乐），与西晋武帝的守丧之举形成讽刺对比，一个沉溺于形式主义的迷信与享乐，一个至少在表面上维系着礼法的严肃性，两国国运的走向已在细节中显露。

共性启示：治理的核心在“平衡”

无论是西晋的“刑赏失衡”还是东吴的“刚愎拒谏”，都指向封建治理的核心难题：如何在权力约束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西晋因妥协权贵而失公平，东吴因拒纳忠言而失方向，最终都付出了代价。同时，李密的“公议得失”与华核的“切中时弊”，则证明了直言敢谏的可贵——当一个政权失去听取批评的能力，其衰亡只是时间问题。

这段历史也揭示了“创业易，守成难”的真理：西晋虽取代曹魏统一北方，但未能解决权贵特权问题；东吴虽有长江天险，却因内部腐朽而丧失抵抗力。治理的本质，从来不是形式上的制度完备，而是能否在公平、务实、纳谏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