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生病死了。李憙也因为年纪大了，辞去官职，后来在家中去世。李憙在朝廷的时候，对亲戚朋友，都是和他们分享衣食，但从来没有利用职权给他们谋过一官半职，大家都因此称赞他。
这一年，散骑常侍薛莹去世。有人问吴郡的陆喜：“薛莹在吴国的士人里，能排第一吗？”陆喜说：“薛莹也就排在四五名左右，哪能排第一呢！孙皓那么昏庸无道，吴国的士人里，能隐藏自己的才能，不出来做官的，这是第一等；能避开高位，安于卑职，靠俸禄维持生计的，这是第二等；能刚正不阿，一心为国，坚持正义不害怕的，这是第三等；能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一些小建议，对国家有点帮助的，这是第四等；能温和恭敬，谨慎行事，不阿谀奉承的，这是第五等。再往后的，就不值得一提了。所以那些上等的士人大多选择隐退，远离悔恨和灾祸；中等的士人虽然有了名声和地位，却容易招来祸端。看看薛莹一生的表现，又怎么能排第一呢！”
【内核解读】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正值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的第三年，表面上呈现出“太康之治”的繁荣景象，但这段史料却如一把手术刀，精准剖开了盛世外衣下的制度痼疾与人性暗流。从君臣对话到权贵争斗，从奢侈之风到储位之争，每一桩史事都折射出西晋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必然。
权力场域中的真实镜像：君臣关系的荒诞与清醒
晋武帝司马炎祭祀南郊后的君臣对话，堪称中国历史上最辛辣的“政治评级”现场。当司马炎自信地询问自己可比汉代哪位皇帝时，司隶校尉刘毅直言其“桓、灵”之流，更以“卖官钱入私门”的尖锐对比，戳破了盛世明君的自我幻想。耐人寻味的是司马炎的反应——非但没有动怒，反而以“今朕有直臣”自我解嘲。这种看似宽容的态度，实则暴露了西晋皇权的虚伪性：统治者需要“直臣”的点缀来彰显开明，却绝不真正接纳批评的内核。刘毅的“纠绳豪贵，无所顾忌”与司马炎对羊琇的“白衣领职”形成鲜明对比，权力的双重标准在此显露无遗：律法对权贵而言不过是可伸缩的橡皮筋，所谓“直臣”的存在，终究无法撼动体制性的腐败。
奢侈竞赛背后的制度危机：从财富炫示到社会失序
石崇与王恺的奢华攀比，绝非简单的个人炫富，而是西晋门阀制度下权贵阶层集体病态的缩影。“以蜡代薪”“锦步障五十里”“涂屋以椒”的奢靡之举，本质上是门阀士族凭借特权垄断社会资源后的畸形消费。更值得警惕的是晋武帝的角色——作为最高统治者，不仅未加制止，反而“每助恺”，将皇权沦为权贵斗富的工具。这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示范效应，迅速引发全社会的奢侈风尚。傅咸的上书直指问题核心：“奢侈之费，甚于天灾”，精准揭示了奢侈对社会财富的消耗远超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在农耕文明时代，“土旷人稀而患不足”的悖论，正是制度性奢靡导致的资源错配——当权贵阶层将财富用于无意义的炫耀性消费，社会再生产的根基便已被侵蚀。
权力博弈的暗流涌动：储位之争与人才困境
西晋的权力斗争始终围绕“谁可托后事”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张华因建议立齐王攸而遭排挤，背后是荀勖、冯紞等权臣的构陷。冯紞以钟会叛乱为例的进言，表面上是讨论历史教训，实则巧妙地将张华与“功高震主”的危险形象绑定，利用司马炎对权臣的猜忌心理实现政治排除。这种“以史为鉴”的政治话术，暴露了西晋朝堂缺乏健康政治讨论机制的困境——人才能否得到任用，不取决于能力德行，而取决于是否符合权力核心的利益诉求。
齐王攸的外放争议则集中体现了西晋宗王制度的致命缺陷。晋武帝既想依靠宗王巩固皇权，又对其充满猜忌，这种矛盾心理最终导致决策失据。王浑等大臣的劝谏切中要害：“任正道而求忠良”本应是治国根本，却被帝王的“智计猜物”所取代。当亲情被权力异化，当朝堂沦为排除异己的战场，西晋的储位之争早已超越皇室内部事务，演变为动摇国本的制度危机。羊琇因谋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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