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去矣”的哀叹,恰恰印证了官僚集团对局势失控的无奈。
值得注意的是,李特在占领区推行的政策极具针对性:与蜀民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这种与罗尚集团“贪残”作风形成鲜明对比的治理方式,迅速赢得了当地民众支持。史载“蜀民大悦”的背后,实质是民心向背的彻底逆转——当压迫者失去合法性,反抗者便自然获得了道义支撑。
历史镜鉴:权力失控与民本思想的缺失
这段历史深刻揭示了一个永恒命题:“弱而不可轻者民也”。辛冉、罗尚等人的最大失误,在于将流民视为可以任意驱使、掠夺的对象,忽视了“众怒难犯”的朴素真理。正如阎式所言,若当初采纳宽缓之策,“不过去九月尽集,十月进道”,本可避免战乱,却因官僚私利与决策短视酿成大祸。
西晋末年的流民之乱,本质上是专制皇权下治理体系失效的产物。当政策制定脱离实际、官员行为不受约束、民众诉求无处表达时,任何微小的火星都可能引发燎原之势。李特起义的全过程,正是“官逼民反”这一历史规律的经典演绎,也为后世统治者留下了“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的深刻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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