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户百姓，然后就回去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东晋初年王敦之乱的关键阶段，勾勒出一幅乱世权力博弈的众生相。从忠义之士的悲壮殉国到权谋者的冷酷算计，从决策失误的历史遗憾到人性弱点的赤裸暴露，这段记载不仅是权力斗争的实录，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
优柔寡断者的悲剧：甘卓之死的警示
甘卓的命运是这段历史中最令人扼腕的注脚。作为手握重兵的荆州刺史，他本是制衡王敦叛乱的关键力量，起兵之初曾让王敦“大惧”，却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结局。其悲剧根源在于性格中的致命缺陷——“性多疑少决”。在猪口驻军时，他本可与各方义军形成呼应，却因“稽留累旬不前”错失战机；王敦控制建康后，他又轻信“旋军襄阳，当更结好”的谎言，在都尉秦康与乐道融“分兵断彭泽”的良策面前固执己见。乐道融“昼夜泣谏”直至“忧愤而卒”，未能唤醒这位犹豫不决的将军。
甘卓的决策失误并非单纯的军事判断问题，更是政治立场的摇摆不定。他既“慕忠义”想维护晋室，又畏惧王敦势力不敢全力抗争；既担心“劫天子以绝四海之望”，又幻想“还襄阳更思后图”。这种首鼠两端的心态使其丧失了战略主动权，最终陷入被动。更可悲的是，他在撤军途中“意气骚扰，举动失常”，从“本宽和”到“忽更强塞”的性情突变，实则是内心矛盾与恐惧的外在表现，难怪“识者知其将死矣”。
甘卓之死的终极教训在于：乱世之中，政治抉择容不得折中犹豫。当他“悉散兵佃作”，对家人的劝诫“辄怒”时，已将自己置于毫无防备的死地。襄阳太守周虑的突袭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杀死他的，是其在忠义与苟安之间的反复摇摆。
忠义之士的群像：乱世中的精神灯塔
与甘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批以生命践行忠义的志士，他们构成了乱世中最耀眼的精神光芒。周崎受谯王承之命求救，被捕后假意应允劝降，却在城下大呼“援兵寻至，努力坚守”，用生命传递希望；周该“考至死，竟不言其故”，以沉默守护秘密，保全了家族；虞悝面对死亡毫无惧色，坦言“今阖门为忠义之鬼，亦复何恨”，展现出视死如归的气节。
在这些忠义之士中，主簿桓雄、西曹书佐韩阶、从事武延的事迹尤为感人。当谯王承被捕后“佐吏皆奔散”，唯有三人“毁服为僮，从承不离左右”。桓雄因“姿貌举止非凡人”遭忌惮被杀，韩阶、武延却“执志愈固”，始终不离不弃，直至护送灵柩完成葬礼。这种超越生死的忠诚，在乱世中更显珍贵。
易雄的慷慨赴死同样令人动容。被押至武昌后，他面对王敦的质问毫无惧色，直言“今日之死，固所愿也”，其“意气忼慨，曾无惧容”的气节让王敦也一度忌惮。即便暂时获释，他也清醒地预知“吾安得生”，最终从容就义。这些忠义之士用生命诠释了“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传统，成为黑暗历史中的一抹亮色。
权谋者的逻辑：王敦集团的统治困境
王敦在控制建康后的一系列举动，暴露了权谋者的统治逻辑与内在困境。他“改易百官及诸军镇，转徙黜免者以百数；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将权力的专断性发挥到极致。对西阳王羕、王导等人的任命，不过是拉拢势力、巩固权力的手段；而“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的做法，则彻底暴露了其割据自雄的野心。
王敦的统治根基始终建立在暴力威慑而非人心归附上。谢鲲建议他入朝觐见以安人心，他却以“正复杀君等数百人，亦复何损于时”的暴言回应，这种对暴力的迷信使其丧失了政治和解的可能。其核心集团“沈充、钱凤为谋主，诸葛瑶、邓岳等为爪牙”，这批人“凶险骄恣，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完全依靠掠夺与压迫维持统治，注定走向“识者咸知其将败焉”的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王敦集团内部的矛盾隐患。他虽重用亲信却缺乏真正的政治智慧，对不同意见的处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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