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在永丰小城，给他安排了歌女侍妾，派兵严密看守。石勒让刘岳、刘震等人穿着华丽的衣服，带着家眷去见刘曜。刘曜说：“我以为你们早就变成灰土了，没想到石王这么仁厚，竟然一直留你们到现在！我杀了石佗，心里愧疚得很。今天遭这报应，也是我活该。”留下他们吃了一整天饭才让他们走。石勒让刘曜给太子刘熙写信，劝他赶紧投降。刘曜却只嘱咐刘熙和大臣们“要好好维护国家，别因为我就改变主意。”石勒看到信后很生气，过了很久，就把刘曜杀了。
这一年，成汉的献王李骧去世，他儿子征东将军李寿因为奔丧回到成都。成汉国主李雄任命李玝为征北将军、梁州刺史，代替李寿驻守晋寿。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东晋苏峻之乱与后赵灭前赵两大历史事件，其中蕴含的军事谋略、人心向背与决策逻辑，至今仍具深刻启示意义。
苏峻之乱：从危局困守到破局转机
苏峻叛军初期势如破竹，不仅凭借军事优势“东西攻掠，所向多捷”，更在心理层面对晋军形成压制——朝士奔逃者竟称叛军“骁勇无敌”，连主将温峤也一度“惮之”。这种弥漫的畏敌情绪，比战场失利更具破坏性。
陶侃与温峤的矛盾堪称危机焦点。陶侃以“军食尽”为由欲西归，看似务实，实则暴露了联军指挥核心的动摇。温峤的反驳堪称经典：他以“光武昆阳之战”“曹公官渡之战”为例，点出“师克在和”的本质；用“天子幽逼，社稷危殆”激发道义责任；更以“骑虎难下”的比喻戳破退缩的危险性，最终从政治高度绑架了陶侃的决策。
毛宝与李阳的劝谏则从实操层面挽救危局。毛宝“断贼资粮”的承诺给出了可验证的解决方案，李阳“虽有粟，安得而食诸”的质问直击陶侃利益痛点。这种“道义感召+利益捆绑+战术破局”的组合策略，最终使陶侃转变态度，为联军注入关键活力。而毛宝焚烧敌军积聚的行动，更印证了“釜底抽薪”战术在持久战中的决定性作用。
郗鉴斩曹纳的情节同样耐人寻味。在大业垒危急时，曹纳主张“还广陵以俟后举”，实则是动摇军心的投降主义。郗鉴的处置不仅维护了军纪，更彰显了“临危不避”的政治立场，成为稳定东线的关键。
洛阳决战：骄纵与清醒的生死对决
后赵石勒与前赵刘曜的洛阳之战，堪称“性格决定命运”的战争范本。石勒的决策展现了卓越军事家的清醒：面对刘曜十万大军围攻洛阳百日不克的局面，他精准判断敌军“帅老卒怠”，力排众议亲征；更以“成皋关设防-洛水阻敌-坐守洛阳”三策预判敌军动向，显示出对战场态势的绝对掌控。
反观刘曜，其表现堪称反面教材。战前“专与嬖臣饮博，不抚士卒”，对劝谏者“以为妖言，斩之”，暴露了骄纵自大的致命缺陷；听闻石勒亲征才仓促设防，已然失了先机；决战前“饮酒数斗”“复饮酒斗馀”的昏聩行为，更是将全军置于万劫不复之地。战场上“赤马无故停顿”的细节，恰似其国运衰微的隐喻。
石勒的胜利并非偶然，其军事部署环环相扣：石堪、石聪的骑兵牵制，石虎的中军强攻，自身亲率主力夹击，形成立体攻势；战后“抑锋止锐，纵其归命之路”的命令，更体现了瓦解敌军的政治智慧。而刘曜被俘后仍称“重门之盟”，临终前“敕太子勿以吾易意”，虽有末路英雄的悲壮，却难掩其治国无能、治军无方的本质。
乱世启示：成败的底层逻辑
两段历史共同揭示了乱世争雄的核心法则：人心凝聚比兵力强盛更重要——陶侃联军因“和”而存，刘曜大军因“散”而亡；决策清醒比军事优势更关键——石勒以“锐击疲”取胜，苏峻因“骤胜而骄”埋下隐患；道义立场比现实利益更持久——温峤以“君臣大义”说服陶侃，郗鉴以“先帝顾托”稳定军心，而背离道义的刘曜、苏峻虽盛极一时，终难逃覆灭。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苏峻之乱中晋廷的艰难平叛，展现了东晋门阀政治下“共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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