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离开苏峻归顺朝廷，王导想给他们封官。温峤说：“路永这帮人都是苏峻的核心小弟，最早跟着搞事，罪过没比这更大的了。后来虽然反悔了，但也赎不了之前的罪；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还能给他们好处？”王导才作罢。
陶侃觉得江陵太偏远，就把镇守地移到巴陵。朝廷商议想留温峤辅佐朝政，温峤因为王导是先帝任命的人，坚决推辞回自己的藩镇；又因为京城荒凉残破，物资供应不上，就留下物资储备和器具，然后回武昌了。
皇帝逃出石头城的时候，庾亮见到皇帝，磕头磕得咚咚响，哭得抽抽噎噎，皇帝下诏让庾亮和大臣们一起登上御座。第二天，庾亮又趴在地上谢罪，请求辞职，想带着全家跑到深山老林里去。皇帝派尚书、侍中拿手诏安慰他说：“这是国家的灾难，不是舅舅你的错啊。”庾亮上奏自己检讨：“祖约、苏峻放肆作乱，罪过都是我引起来的，就算把我碎尸万段，也不够谢罪的。朝廷还有啥理由把我当人看，我自己也没脸做人了！希望陛下就算宽恕我，保全我的小命；也该把我扔一边，让我自生自灭，这样天下人也能知道点劝善戒恶的道理。”皇帝下优待的诏书不答应。庾亮又想逃到山里去，从暨阳往东跑；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把他的船扣了。庾亮就请求到外地镇守效力，出任都督豫州、扬州的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兼宣城内史，镇守芜湖。
陶侃、温峤讨伐苏峻的时候，发檄文给各地的军政长官，让他们带兵来救援。湘州刺史益阳侯卞敦手握兵权却不来，也不给军粮，只派了督护带着几百人跟着大军凑数，朝廷内外没人不觉得奇怪和感叹。等到苏峻被平定，陶侃上奏说卞敦阻碍军事行动，观望不救国家危难，请求用囚车把他押到廷尉那里治罪。王导认为战乱之后，应该宽大处理，调卞敦为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卞敦托病不去，又征召他为光禄大夫、兼少府。卞敦又担忧又惭愧，就死了，追赠他原来的官职，加授散骑常侍，谥号为敬。
臣司马光说：“庾亮以外戚身份辅佐朝政，首先引发祸端，国家破灭君主危难，自己却逃跑苟活；卞敦位居地方军政长官，兵力粮食都充足，朝廷被颠覆，却坐观成败。作为臣子的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既不能按法律严惩，又用宠信和俸禄回报他们，晋朝没有章法，也就可想而知了。承担这个责任的，难道不是王导吗！
“内核解读”
咸和四年（公元329年）的这段历史，如同一场浓缩的政治悲喜剧，既展现了乱世中的忠义与背叛，也暴露了东晋政权初创期的制度缺陷与治理困境。透过这段记载，我们能清晰看到权力博弈中的人性挣扎、官僚体系的运行逻辑以及王朝兴衰的深层密码。
乱世中的忠义微光
在苏峻之乱的战火硝烟中，总有一些人物的选择闪烁着人性光辉。陆晔、陆玩兄弟劝说匡术归附西军，为朝廷保留了重要据点，展现了关键时刻士大夫的政治判断力；毛宝在台城攻防战中"登城射杀数十人"，与韩晃的"互怼"更显武将风骨，面对叛军的挑衅，他以"君名健将，何不入斗"的反问，既守住了军事防线，更守住了精神气节。
任让的形象则更为复杂。这位早年"少无行"的武将，虽追随叛军"乘势多所诛杀"，却因太常华恒曾主持其品评，始终对其"恭敬不敢纵暴"，甚至在苏逸欲加害华恒时"尽心救卫"。这种带有江湖义气的"知遇之恩"，在乱世中构成了道德底线的另类支撑，也让历史人物跳出了非黑即白的简单评判。
而钟雅、齐超为护佑皇帝付出生命，卞壸父子战死沙场，这些忠义之士的牺牲，成为黑暗乱世中不可磨灭的精神坐标，也为东晋政权保留了重建的道义基础。
权力游戏中的失序与荒诞
东晋初年的政治生态，在这段记载中暴露无遗。苏逸叛军攻入宫廷时，年幼的晋成帝抱着钟雅、齐超悲泣"还我侍中、右卫"，却挡不住任让的刀斧，皇权的脆弱令人唏嘘。而当叛军被平定后，对罪臣的处置更显荒诞：陶侃因"有旧"为杀人凶手任让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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