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侃就在城外堆土山，居高临下。三月，庾亮的兵到了湓口，各路大军都集合起来。到了夏天五月乙卯这天，郭默的将领宋侯把郭默父子绑了出来投降。侃在军门前就把郭默砍了，脑袋送到建康，他的同党也死了四十人。朝廷下诏让侃都督江州，兼任刺史；邓岳都督交、广的军事，兼任广州刺史。侃回到巴陵，接着就把驻地迁到武昌。庾亮回到芜湖，推辞了朝廷给的爵位和赏赐，不要。
赵的将领刘征带着几千人，从海上出发，去抢东南边的各个县，还杀了南沙都尉许儒。
张骏趁着前赵灭亡，又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地盘，一直到狄道，设置了五个屯护军，和赵划分边界。六月，赵派鸿胪孟毅去封张骏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还加了九锡。张骏觉得当赵的臣子丢人，不接受，还把孟毅扣下不让走。
以前，丁零族的翟斌，祖祖辈辈住在康居，后来搬到中原，这时候到赵来朝见。赵封翟斌为句町王。
后赵的大臣们一直劝石勒正式称帝。到了秋天九月，石勒就正式登基当皇帝了。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建平。文武官员按等级升官赏赐。封他老婆刘氏为皇后，太子弘为皇太子。
弘喜欢写文章，对文人儒生又亲近又敬重。石勒对徐光说：“大雅（弘的字）这孩子安安静静的，一点都不像个武将家的孩子。”徐光说：“汉高祖在马上打下天下，汉文帝靠清静无为守天下。圣人的后代，肯定有能废除残暴，停止杀戮的，这是天意啊。”石勒听了特别高兴。徐光趁机又说：“皇太子又仁又孝，温和恭敬，可中山王又凶又暴，还爱耍心眼。陛下要是哪天有个三长两短，我怕这江山就不是太子的了。您应该慢慢削弱中山王的权力，让太子早点参与朝政。”石勒心里觉得有道理，但就是没行动。
“内核解读”
咸和五年（公元330年）是东晋与后赵对峙时期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发生的郭默叛乱、石勒称帝、祖氏遗孤保全等事件，犹如多棱镜般折射出乱世中权力运作的逻辑、人性的复杂与历史的偶然。透过这些事件，我们既能看到王朝更迭中的制度困境，也能触摸到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
东晋政局：权力真空下的秩序危机
东晋建立初期，皇权衰弱，门阀士族掌控朝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严重不足，郭默叛乱事件正是这一政治生态的集中爆发。郭默以地方将领身份擅杀江州刺史刘胤，却能凭借武力胁迫朝廷认可其割据地位，司徒王导的“隐忍”本质上是中央对地方军阀的妥协。这种“以乱制乱”的权宜之计，看似为朝廷争取了喘息空间，实则助长了地方势力的嚣张气焰，暴露了东晋“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致命缺陷——当中央权威不足以震慑地方时，秩序的维系全赖各方势力的脆弱平衡。
陶侃的坚决平叛则展现了另一种政治逻辑：在法纪松弛的乱世，唯有以强力重塑规则，才能遏制混乱蔓延。他驳斥“待诏报”的谏言时，直指“诏令不出胸怀”的现实困境，点明郭默叛乱的本质是“恃勇骋其从横”。这种对权力本质的清醒认知，使其成为稳定东晋政局的关键力量。而庾亮的主动参与征讨，既体现了门阀士族对维护现有秩序的共识，也暗含着各方势力借平叛扩张影响力的算计。最终郭默的覆灭，虽暂时维护了朝廷权威，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军阀割据的隐患，东晋此后的政治动荡早已埋下伏笔。
后赵崛起：霸业构建中的矛盾与隐患
后赵石勒在这一年完成了从“赵王”到“大赵天王”再到“皇帝”的身份跃升，标志着后赵政权从军事割据走向制度化统治。其政权建设呈现出鲜明的双重性：一方面，石勒延续了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立世子石弘为太子，分封诸子与功臣，构建起层级分明的权力结构；另一方面，他重用汉族士人如程遐、徐光等，吸收儒家政治文化，试图以“显明逆顺”塑造统治合法性，诛杀祖约便是其强化“忠义”价值观的政治表演。
然而，石勒政权的致命隐患在权力分配中暴露无遗——中山王石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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