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打下来了。郭敬害怕，就逃走了，桓宣和李阳接着又拿下了襄阳。
陶侃让桓宣镇守襄阳，桓宣对刚归附的人又安抚又关怀，简化刑罚，不讲究那些繁琐的礼仪，鼓励大家种地养蚕。有时候还坐着轻便马车，带着农具，亲自领着百姓耕地收割。他在襄阳待了十多年，赵人两次来攻打，桓宣靠着兵力少、实力弱坚守，赵人都没能取胜。当时的人觉得他的能力仅次于祖逖和周访。
成国的大将军李寿攻打宁州，让征东将军费黑当先锋，从广汉出发，镇南将军任回从越巂出兵，想分散宁州的兵力。
冬天十月，李寿和费黑到了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守城抵抗，宁州刺史尹奉派建宁太守霍彪带兵来帮忙。李寿想迎上去阻击霍彪，费黑说：“城里粮食少，不如放霍彪进城，让他们一起消耗粮食，干嘛要阻击呢！”李寿听了他的。但城一直攻不下来，李寿就想强攻。费黑又说：“南中地区地势险要，很难征服，得慢慢来，等他们智谋和体力都耗尽了，再拿下他们。他们就像圈里的牲畜，急啥呢。”李寿不听，进攻后果然不顺利，只好把军事指挥权都交给费黑。
十一月壬子初一，朝廷晋升太尉陶侃为大将军，特许他可以佩剑穿鞋上殿，上朝不用小步快走，朝拜时司仪不用直呼他的名字。陶侃坚决推辞不接受。
十二月庚戌，皇帝搬到了新宫殿。
这一年，凉州的下属们劝张骏自称凉王，兼任秦、凉二州牧，像魏武帝曹操、晋文帝司马昭那样设置公卿百官。张骏说：“这可不是臣子该说的话。谁敢再说这话，绝不饶恕！”但凉州境内的人都称王称呼他。张骏立次子张重华为世子。
【内核解读】
咸和七年（公元332年）是东晋与十六国时期的关键年份，这一年发生的政治博弈、军事冲突与人物抉择，不仅勾勒出乱世中各方势力的生存逻辑，更暗藏着影响历史走向的深层矛盾。透过史料记载的细节，我们能看到权力游戏中的人性百态与时代困局。
石勒的自我定位与政治智慧
后赵君主石勒与大臣徐光的对话，堪称乱世枭雄的自我剖白。他拒绝将自己神化为超越汉高祖的“千古一帝”，反而坦诚“遇汉高祖当北面事之，与韩、彭比肩；遇光武当并驱中原”，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在帝王中实属罕见。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对曹操、司马懿的批判——“终不效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这不仅是道德表态，更暗含着对权力合法性的思考。在门阀政治与篡权成风的魏晋时代，石勒试图为自己的统治构建“磊落坦荡”的形象，这种政治话术虽有作秀成分，却也反映出乱世中人们对“正统性”的隐秘渴望。
石勒虽出身羯族且“不学”，却展现出独特的学习能力与政治判断力。他让儒生读书给自己听，并能“以其意论古今得失”，听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时的本能质疑，以及听到张良劝谏后的释然，足见其并非鲁莽武夫，而是具备实战智慧的政治家。这种“在实践中学习”的特质，使其能在胡汉杂糅的复杂环境中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统治。
权力继承的致命隐患
后赵朝廷内部的暗流涌动，揭示了封建王朝永恒的难题——权力继承危机。程遐对石虎的警告“中山王勇悍权略，群臣莫及，恐非少主之臣”，精准预判了未来的祸端。石虎作为石勒的侄子（“非陛下天属”），凭借军功与兵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石勒却固守“骨肉至亲”“佐命之功”的传统观念，试图用“伊、霍之任”的道德约束来化解权力威胁，这种对人性的过度乐观最终埋下了祸根。
石勒的拒绝并非全然昏聩，而是夹杂着现实考量：“今天下未安，大雅冲幼，宜得强辅”。在分裂割据的时代，幼主临朝确实需要强力辅佐，但若缺乏制度性约束，“强辅”必然异化为“权臣”。程遐与徐光的担忧，本质上是“家天下”体制下的结构性矛盾——亲情与权力无法兼容，信任与制衡难以两全。石勒试图用“参卿顾命”的妥协方式平衡各方，却低估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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