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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皇帝冉闵杀了李农和他的三个儿子，还杀了尚书令王谟、侍中王衍、中常侍严震、赵升。冉闵派使者到长江边告诉东晋朝廷：“那些叛逆胡人扰乱中原，现在已经被我杀了。要是你们想一起讨伐其他残余势力，可以派兵过来。”东晋朝廷没搭理他。
五月，庐江太守袁真攻打魏国的合肥，把合肥打下来了，抢了城里的百姓，然后就回去了。
六月，赵国汝阴王石琨进军占据邯郸，镇南将军刘国从繁阳赶来和他会合。魏国卫将军王泰攻打石琨，把石琨打得大败，石琨这边死了一万多人。刘国没办法，只能退回繁阳。
当初，段兰在令支去世，段龛接替他统领部众。趁着石氏内乱，段龛带着部落往南迁徙。秋天七月，段龛带兵往东占据广固，自称齐王。
八月，代郡人赵榼带着三百多家背叛前燕，归附赵国并州刺史张平。前燕慕容俊把广宁、上谷二郡的百姓迁到徐无，把代郡的百姓迁到凡城。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乱世纷争，短短数则记载便勾勒出政权更迭中的人性抉择、军事博弈与政治逻辑，堪称魏晋南北朝“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缩影。
忠义困境中的人性微光
产子绩（即阳裕，字士伦，史料中“产子绩”应为记载误差）的遭遇堪称乱世忠义观的典型镜像。作为幽州别驾却弃家追随王午，他面临的是“乡里在北，父已降燕”的身份撕裂。邓恒的猜忌并非无因——在家族利益与政治立场绑定的时代，“弃父邀名”确实容易引发质疑。但王午的驳斥掷地有声：“立义捐家，情节之重，虽古烈士无以过”，他清醒地认识到，乱世中维系人心的核心是“义”而非利益算计。若因猜忌诛杀义士，无异于自毁根基，“众情一散，不可复集”的判断，展现了草莽领袖对人心向背的深刻理解。
而阳裕面见慕容儁时的应答更显智慧：“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方以义取天下，臣未谓得见之晚也。”他既未否定对旧主的眷恋，又以“义”为纽带与新主建立共鸣，将“弃父”的道德瑕疵转化为“择主”的政治理性，最终赢得善待。这种在忠义困境中的灵活自处，既是个人生存智慧，也是乱世中价值观重构的缩影。
军事博弈中的勇气与决断
慕容儁鲁口之战的细节，生动展现了战争中的心理博弈与将领特质。鹿勃早夜袭燕营时，慕容霸“手杀十馀人”的悍勇为燕军争取了喘息之机；而慕舆根在关键时刻的决断尤为关键——面对君主“且避之”的犹豫，他以“我众彼寡，正当击之”的坚定态度稳定军心，最终大破敌军。这场战役揭示了乱世战争的核心逻辑：兵力优势并非决胜关键，将领的胆识、军心的凝聚与临场决断往往能逆转战局。
慕容儁“不能自安”与慕舆根“王但安卧”的对比，更凸显了领袖气质的差异。在生死瞬息的战场上，主帅的镇定与否直接影响全军士气，慕舆根的“正色”不仅是军事自信，更是对权力责任的担当。
政权更迭中的合法性建构
冉闵复姓建政与苻洪父子的战略抉择，折射出乱世政权合法性的脆弱性。冉闵虽“复姓冉氏”、立后建储，试图通过礼制重建统治秩序，但“遣使者持节赦诸军屯，皆不从”的细节，暴露了其政权缺乏广泛认同的窘境。诛杀李农及其三子的行为，更是重蹈了石赵政权“滥杀立威”的覆辙，加速了统治基础的崩塌。
苻洪父子的策略则呈现另一重逻辑：麻秋“先取关中，基业已固”的建议，揭示了乱世争霸的地理密码——关中作为“四塞之国”的战略价值，成为后来苻秦崛起的关键伏笔。苻洪临终“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急入关”的遗命，以及苻健“去王号，称晋官爵”的务实选择，展现了氐族政权在夹缝中生存的战略清醒：在自身实力不足时，借助东晋正统性争取发展空间，为后来入主关中奠定基础。
族群博弈中的势力重组
段龛“拥部落南徙，东据广固自称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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