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声望和实际利益都会丧失，国家大事也就完了。这都是因为我昏庸懦弱，德行和信誉都不显着，不能让百姓安定，不能巩固国家的根基，所以我内心愧疚，对好朋友也感到惭愧。我和您虽然职责有内外之分，但安定国家、保卫家园，目的是一样的。天下的安危，就看您的德行。应当先想着让国家安宁，再图谋对外发展，使国家基业昌盛，大义彰显，这就是我对您的期望。我这一片赤诚之心，怎么能因为顾虑嫌疑而不坦诚相告呢！”桓温看了信，马上上疏惶恐地表示感谢，然后把军队撤回驻地。
朝廷打算举行郊外祭祀。会稽王司马昱问王彪之：“郊祀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大赦天下呢？”王彪之说：“自从东晋中兴以来，郊祀的时候经常大赦天下，我一直觉得这样不合适。那些凶狠愚蠢的人，觉得一郊祀就肯定大赦，就会心存侥幸了！”司马昱听从了他的建议。
燕国的慕容俊前往龙城。
丁零的翟鼠带着他的部下投降燕国，被封为归义王。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片段聚焦于东晋永和年间的政治军事动态，涉及前燕扩张、东晋内部权力博弈、周边部族归附等多重历史线索，生动展现了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的生存策略与时代特征。透过这段文字，我们既能看到军事征伐的铁血逻辑，也能窥见政治权谋的复杂博弈，更能感受到乱世中个体与群体的命运浮沉。
前燕的扩张：军事征服与政治整合的双重奏
前燕在慕容俊的领导下，正处于强势扩张期，其军事行动与治理策略的配合展现出成熟的政治智慧。慕容恪攻中山一役，堪称“攻心为上”的经典案例：先通过收服赵郡太守李邽孤立中山守军，再以“厚抚降将、安堵百姓”的政策瓦解抵抗意志，最后迁入豪强、任命能吏（孙兴）实现长效治理。这种“军事打击+政治安抚+制度重建”的组合拳，使前燕在扩张中不仅获得领土，更能快速稳定新征服地区，为其霸业奠定基础。
慕容评斩杀郑生、库傉官伟与翟鼠归附等事件，则反映出前燕在北方的影响力持续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前燕对降将的处置展现出弹性：对妄言欺君的张举坚决诛杀以正纲纪，对有才识的常炜则释放优待以收人心，这种“恩威并施”的统治术，使其能在部族林立的北方不断吸纳力量。
部族博弈：乱世中的生存抉择
此时期北方部族的归附与叛离，深刻反映了乱世中弱小势力的生存逻辑。姚弋仲的请降与前燕的册封，本质上是一场政治交易：姚弋仲以部族臣服换取合法地位与实际利益（都督江北诸军事、高陵郡公等职），前燕则通过册封扩大势力范围、稳定边疆。这种“名义臣服+实质自治”的模式，成为十六国时期中央政权与地方部族关系的常见形态。
逄钓的叛而复败，则揭示了地方势力挑战强权的艰难。在燕军的强大压力与贾坚的“攻心”策略下，其部众“稍散”，最终“来奔”，说明乱世中缺乏根基的反叛难以持久。吐谷浑叶延去世、子碎妥继位的记载，虽笔墨简略，却暗示着边疆部族政权的延续性，它们在中原乱局中保持相对独立，成为多元政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晋内耗：权力斗争与北伐困境的恶性循环
东晋朝廷的“内忧”远胜于“外患”，这段史料将其内部权力博弈刻画得入木三分。桓温请战北伐“事久不报”，实则是朝廷忌惮其势力膨胀而刻意压制。当桓温“拜表辄行”、率军至武昌时，朝廷的“大惧”与殷浩的退缩，暴露了东晋士族政权的虚弱本质——与其说担忧北伐成败，不如说恐惧桓温借机揽权。
王彪之与高崧的应对策略，堪称士族政治的“生存智慧”：既不激化矛盾（反对殷浩去位），又以“款诚”姿态安抚桓温，最终通过一封书信化解危机。但这种“以妥协求稳定”的方式，虽暂避冲突，却埋下更深隐患——桓温的军事实力未受制约，朝廷的权威进一步弱化，“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的局面持续恶化，为日后桓玄之乱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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