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早晚都得死,何必受这么多苦呢!不如就认了吧。”段氏叹息说:“我难道是怕死的人吗?如果我自己诬陷自己做了大逆不道的事,对上侮辱祖宗,对下连累大王,这种事我绝对不干!”她的辩解反而更加清楚,所以慕容垂才免遭灾祸,但段氏最终死在了狱中。之后慕容垂被调出京城,任平州刺史,镇守辽东。慕容垂把段氏的妹妹娶为继室,可足浑氏又把她废掉,把自己的妹妹长安君嫁给慕容垂。慕容垂很不高兴,从此更加厌恶可足浑氏。
匈奴刘阏头的部落很多人叛变,他害怕得往东逃跑,想趁着河面结冰过河,结果刚过一半,冰就化了,后面的部众都归附了刘悉勿祈,刘阏头逃到代国。刘悉勿祈是刘务桓的儿子。
【内核解读】
公元358年(升平二年),正值东晋、前秦、前燕三足鼎立的十六国中期。这一年的历史碎片,不仅勾勒出三国间的军事交锋与政治角力,更藏着乱世中政权兴衰的密码、个体命运的无奈,以及不同势力“治国理政”的高下之分。
东晋:门阀制衡下的“用人困境”与权力虚悬
东晋始终笼罩在“门阀政治”的阴影下,这一年的两件事尤其凸显其内部矛盾:
一是司马昱“还政不允”的政治表演。司徒司马昱主动请求将朝政交还皇帝,却被拒绝——看似皇帝“紧握权柄”,实则是东晋皇权早已被门阀架空的缩影。司马昱的“退让”,更像是对门阀势力的试探与妥协:他既无能力真正掌控朝政,也需通过这种姿态维持“君臣体面”,暴露了东晋中央政权的虚弱。
二是豫州刺史人选的争议。谢弈去世后,朝廷在选继任者时,司徒司马昱最初想启用桓温之弟桓云,却被王彪之否决——理由很直接:桓温已掌控长江上游,若其弟再镇守豫州(西部藩镇),桓氏将垄断兵权,动摇朝廷根基。最终启用的谢万,虽出身谢氏门阀、有才华却“不屑俗事”,王羲之劝他“与士卒同甘共苦”,他却置之不理。这种“用人看门阀而非适配性”的选择,不仅为谢万后来的军事失败埋下伏笔,更反映出东晋的无奈:即便知道人选不当,也需在门阀间找平衡,无法完全以“能力”为标尺。
东晋的问题,本质是“门阀过度膨胀”与“皇权空心化”的死结:朝廷既要依赖门阀维持统治,又要提防其叛乱,最终陷入“用人两难”“决策掣肘”的困境,始终无法凝聚力量收复中原。
前秦:苻坚的“明君底色”——用人破局与民生为本
这一年的前秦,在苻坚的治理下尽显“崛起气象”,两件事尤为关键:
--军事上:收服猛将,彰显魄力
苻坚亲征反复无常的张平时,面对能“拽牛倒走、攀城如飞”的张蚝,并未因其勇猛而退缩,反而悬赏活捉;吕光刺中张蚝、邓羌擒获后,苻坚不仅不杀,反而封张蚝为虎贲中郎将,将其留在身边重用。这种“不计前嫌、唯才是举”的用人风格,彻底收服了张蚝、邓羌这两位“万人敌”,也让前秦军事力量大增。对比同期前燕对慕容垂的猜忌,苻坚的魄力显然更胜一筹。
--政治上:力挺王猛,破除旧阻
王猛是苻坚改革的核心助手,却因出身不高、行事刚猛,得罪了氐族旧勋(如樊世)。樊世作为辅佐苻健平定关中的氐族豪强,当众辱骂王猛“坐享其成”,甚至威胁要杀他。苻坚得知后,不仅没有偏袒旧臣,反而借樊世入宫争吵之机将其处死,公开表态“杀老氐以儆百官”。这一举动绝非“意气用事”:樊世代表的是氐族旧勋的既得利益,他们是苻坚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的最大阻力——杀樊世,既是为了给王猛“立威”,更是向所有旧势力宣告:改革不可逆转,皇权不容挑战。
--民生上:灾年施仁,稳定根基
这一年前秦遭遇大旱,苻坚没有像其他政权那样“加征赋税、强征徭役”,反而主动“减膳撤乐”(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命令后宫停止穿绸缎,同时开放山林湖泽,允许百姓自由获取资源,还停止战事、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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