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就宣读太后诏令，把皇帝废为东海王，让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昱继位。百官进太极前殿，桓温派督护竺瑶、散骑侍郎刘亨去收皇帝的玉玺绶带。皇帝戴着白帽子、穿件单衣，从西堂走下来，坐牛车出了神虎门，大臣们跪地送行，个个哭唧唧的。侍御史、殿中监带了一百个兵把他送到东海王府。桓温则带着百官备好车马仪仗，去会稽王府迎接新皇帝。会稽王在朝堂换了衣服，戴平顶头巾、穿单衣，面朝东哭了一通，然后接受玉玺绶带，当天就登基了，还改了年号。桓温脚有点毛病，皇帝特批他坐车进殿。桓温本来准备了一堆话，想说说废立的原因，结果新皇帝一接见他，就哭了几十行眼泪，桓温吓得啥也说不出来，直接溜了。
太宰武陵王司马曦，喜欢搞军事，被桓温盯上了，想把他也废了，就把这事跟王彪之说了。王彪之劝道：“武陵王是皇室近亲，又没犯啥明面上的罪，不能因为猜疑心就废了他。您拥立了新皇帝，应该好好扶持王室，学伊尹、周公那样留个好名声；这事儿太大，得再琢磨琢磨。”桓温说：“这事儿都定了，你别管了！”乙卯这天，桓温上表说：“司马曦招了一堆轻浮好斗的人，他儿子司马综还特残忍；之前袁真叛乱，他俩也有关系。最近他又疑神疑鬼，再这样要出乱子。请免了他的官，让他回封地当王爷去。”朝廷同意了，还把他的世子司马综、梁王司马逢等人的官也给免了。桓温派魏郡太守毛安之带着部下在殿中当值守卫，这毛安之是毛虎生的弟弟。
庚戌这天，尊褚太后为崇德太后。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于公元371年（东晋太和六年、前秦建元七年）的历史片段，串联起前秦与东晋两大政权的关键事件与人物动态。从政治博弈到个人抉择，从制度运作到人性显露，这段记载为我们勾勒出十六国与东晋对峙时期的复杂图景，其中诸多细节至今仍具历史启示意义。
前秦：明君贤臣的治世雏形
前秦在苻坚与王猛的治理下，展现出鲜明的政治理性与制度活力。苻坚作为君主，其行为轨迹呈现出明显的成长弧线：七月巡幸洛阳、九月返回长安，体现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对邓羌的任用决策尤为精妙——拒绝将名将邓羌安置在司隶校尉的行政岗位，而是委以征伐重任，既遵循“不以吏事处功臣”的历史智慧，又充分发挥人才专长，这种“人岗匹配”的用人理念，超越了时代局限。
王洛谏猎事件更凸显前秦政治生态的健康。伶人王洛以“太后、天下”为念，敢于叩马直谏；苻坚不仅纳谏罢猎，更通过赏赐与晋升强化谏言价值；王猛顺势强化谏言意义，形成“臣谏-君纳-制度固化”的良性循环。这种“从善如流”的政治氛围，与同时期东晋的权臣专断形成鲜明对比，为前秦后来统一北方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地方治理上，前秦坚持“父死子继”的军政传承模式——李俨死后以其子李辩继任河州刺史，既保证了边疆稳定，又通过家族纽带强化地方对中央的认同，这种务实的边疆政策，有效巩固了其在西北的统治。
东晋：权臣主导下的政治危机
东晋的历史进程则被大司马桓温的个人野心深度裹挟。桓温“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慨叹，直白暴露了乱世中权力欲对人性的扭曲。枋头之败后，其“立功河朔以收时望”的计划破产，转而寻求通过“废立之举”强化权威，折射出东晋门阀政治的致命缺陷——当个人权力超越制度约束，政治博弈便沦为赤裸裸的实力较量。
郗超与桓温的密谋，将这种权力游戏推向高潮。以“床笫之私”构陷皇帝，通过散布谣言动摇皇权合法性，最终迫使褚太后同意废立，整个过程充满阴谋算计。值得注意的是，太后“我本自疑此”的表态与补笔“心焉如割”，既反映出深宫对权力斗争的敏感，也暗示了东晋皇权的弱势地位——连太后都需在权臣压力下妥协。
朝堂之上的废立仪式更显荒诞：百官因“旷代无典”而震栗，桓温本人也“色动不知所为”，最终靠《霍光传》的典故才完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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