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9章 太宗简文皇帝

的例子摄政。这事都要执行了，王彪之说：“这是天大的事，大司马肯定会假意推辞，搞得国家大事停摆，连皇帝下葬都耽误了，我不敢执行这命令，特意封还回来。”这事就黄了。

桓温本来指望简文帝临终把皇位禅让给他，不行的话至少能摄政。结果没达到预期，气得不行，给弟弟桓冲写信说：“遗诏居然只让我学诸葛亮、王导那套！”桓温怀疑是王坦之、谢安搞的鬼，心里记恨上了。朝廷下诏让谢安去请桓温回朝辅政，桓温又拒绝了。

“内核解读”

公元372年这一年，前秦和东晋就像两台走在不同轨道上的机器：前秦在苻坚、王猛的操盘下忙着“搭班子、整秩序”，却悄悄埋了颗“仁厚过度”的雷；东晋则在桓温的野心和士族的制衡中，上演了一场“傀儡皇帝的遗诏保卫战”，每一件事都透着乱世里的权力逻辑——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该不该”的政治抉择。

前秦：苻坚的“仁”与王猛的“明”，差了点政治狠劲

前秦这年的操作，一半是“明君贤臣”的典范，一半是“养虎为患”的伏笔。

苻坚让王猛推荐关东名士当尚书、着作佐郎，本质是在做“战后整合”——前秦刚吞了前燕，拉拢关东地区的精英，既能削弱旧势力的反抗，又能补充自己的治理团队，这步棋走得很稳，也看得出王猛的识人眼光（连前燕名臣阳骛的儿子阳瑶都敢用，就是在传递“不问出身、只看能力”的信号）。

但苻坚对慕容评的处理，就暴露了他“政治天真”的一面。慕容垂都说慕容评是前燕的“恶来”——这人蒙蔽君主、贪腐暴虐，是把前燕作没的直接责任人，按常理说，要么杀了立威（给前燕百姓一个交代），要么圈禁起来杜绝隐患。结果苻坚倒好，把他外放到范阳当太守，还让前燕王爷去边境任职。司马光的吐槽戳中了要害：政治里的“仁”不是“无差别宽容”，而是“对多数人有利，对少数害群之马无情”。苻坚看似“大度”，实则寒了前燕百姓的心，也给后来慕容垂复国（建立后燕）留了根——这些前燕旧贵族没被清算，一旦前秦实力弱了，立刻就会反咬一口。

后来淝水之战前秦大败，慕容垂等人趁机叛逃，其实早在这一年就埋下了伏笔：苻坚把“收买人心”当成了“无底线纵容”，忘了“除恶务尽”才是乱世里的生存法则。

东晋：桓温的“野心戏”与士族的“护盘战”

东晋这年的核心矛盾，就是“桓温想当皇帝，士族不让他当”，简文帝夹在中间，活成了个“工具人”。

先看桓温的操作：朝廷三次请他回中央辅政，他三次拒绝——不是不想来，是“架子要端足”。他要的不是“辅政大臣”的头衔，是“周公摄政”甚至“禅让皇位”的名分。简文帝一开始写遗诏，说“不行你就自己当皇帝”，其实是被逼到绝境的妥协——他本来就是桓温废了海西公后立的傀儡，手里没兵没权，只能顺着桓温的意思来。

但王坦之和王彪之的“硬刚”，救了司马家一命。王坦之当着简文帝的面撕诏书，说“天下是司马懿、司马睿打下来的，你没资格送出去”，这话不是“忠臣护主”那么简单——东晋的本质是“门阀共治”，桓温要是篡位，就打破了“王、谢、桓、庾”几家士族共享权力的平衡，王坦之（太原王氏）、王彪之（琅琊王氏）作为士族代表，必须站出来阻止。后来王彪之反对“桓温摄政”，理由更现实：“桓温肯定会假意推辞，耽误皇帝下葬和国家大事”——潜台词是“不能让他拿‘摄政’当跳板，把朝廷攥在手里”。

庾希的叛乱，更像这场权力游戏的“小插曲”。庾氏是东晋前期的大族（庾亮、庾冰曾掌权），庾希拉人反桓温，本质是旧士族对新权臣的反抗，但很快就被平定了——这说明桓温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地方（能调动东海内史平叛），但也反映出东晋内部的“裂痕”：旧贵族不甘心退场，新权臣想独吞权力，皇权夹在中间毫无存在感。

最后简文帝去世，太子司马昌明能顺利继位，不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