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被卫大将军拦着。现在听说皇上要往北迁，都念叨‘只要有个慕容家的人领头，跟魏干，死了也值’。大王要是留在这儿，顺了大家的意，打退魏军，稳住京郊，再迎回皇上，也是忠臣啊。”慕容农想杀他又舍不得他的本事，说：“要是靠这活命，还不如死了！”
壬子夜，慕容宝和太子慕容策、辽西王慕容农、高阳王慕容隆、长乐王慕容盛等一万多骑兵出城投奔慕容会的军队，河间王慕容熙、勃海王慕容朗、博陵王慕容鉴都还小，出不了城，慕容隆回去接他们，自己驾车，总算都逃出来。燕将王沈等人投降了魏。乐浪王慕容惠、中书侍郎韩范、员外郎段宏、太史令刘起等带着三百多工匠艺人跑到邺城。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十六国时期后燕与北魏在中山（今河北定州）对峙的关键历史片段，其中交织着权力博弈、军事决策与人性抉择，折射出乱世中政权兴衰的深层逻辑。
军事迁延：决策瘫痪的致命隐患
后燕清河王慕容会的军事迁延堪称典型反面案例。面对北魏大军压境的危局，他虽“表求赴难”却无实际行动，前锋部队在卢龙滞留近百日，“啖马牛且尽”仍迟迟不发。这种消极避战不仅加剧了前线困境，更暴露了后燕宗室内部的离心倾向——慕容会的私心与拖延，本质上是对皇权的消极对抗，为后续的内乱埋下伏笔。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威将军馀崇的挺身而出。在诸将畏敌避战时，他以“匹夫犹思致命以救君父”的担当，率五百轻骑主动侦查，面对十倍于己的魏军“鼓噪直进”，不仅以少胜多挫败敌军，更通过“斩首获生，具言敌中阔狭”稳定了军心。这一事件揭示了乱世中勇气与信息的重要价值：局部胜利虽不足以扭转战局，却能打破心理劣势，为后续行动创造条件。
战略摇摆：中山保卫战的致命困局
中山围城战中，后燕的战略决策陷入严重摇摆。征北大将军慕容隆敏锐察觉到北魏的致命弱点：“顿兵经年，凶势沮屈，士马死伤太半，人心思归”，主张“因我之锐，乘彼之衰”主动出击，这一判断符合战场实际——北魏虽占据优势，但长期围城已导致其战斗力下降与后勤压力剧增。
然而，卫大将军慕容麟的“每沮其议”使战机反复错失，“隆成列而罢者，前后数四”。这种内部掣肘暴露出后燕统治集团的致命缺陷：权力斗争凌驾于军事理性之上。慕容麟的阻挠并非基于战略考量，而是源于宗室间的权力倾轧，这种内耗直接消解了军队的战斗力。
慕容宝的求和反复更显决策轻率：先承诺“还其弟觚，割常山以西皆与魏”，随即反悔，既暴露了外交失信，又刺激北魏重启攻势。这种“欲战不决，欲和反覆”的状态，使后燕陷入“坐守穷城，终于困弊”的绝境，最终引发将士“数千人俱自请出战”的集体请愿，反映出基层将士对上层决策混乱的强烈不满。
人性抉择：乱世中的气节微光
在政权崩溃的边缘，人性的光辉与幽暗形成尖锐对比。慕容隆在战前动员时“召诸参佐谓之曰：‘皇威不振，寇贼内侮，臣子同耻，义不顾生’”，并嘱托部下“有北见吾母者，为吾道此情”，展现了忠臣义士的悲壮情怀。当慕容麟作乱、军心涣散时，他仍坚持“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犹无所恨”，拒绝了“潜留于此以立大功”的诱惑，其气节在乱世中尤为可贵。
辽西王慕容农同样面临考验，部将谷会归以“击退魏军，抚宁畿甸”为由劝其留守自立，他虽认可提议的合理性，却以“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拒绝，坚守了君臣大义。这种选择在割据盛行的十六国时期殊为难得，却也折射出传统忠君思想在乱世中的局限性——过度坚守形式正义，反而可能错失挽救政权的最后机会。
而慕容麟的叛乱则彻底摧毁了后燕的抵抗根基。他“以兵劫左卫将军北地王精，使帅禁兵弑宝”，在遭到拒绝后竟杀害北地王，最终“出奔西山，依丁零馀众”，这种宗室相残的行为，成为压垮后燕的最后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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