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杀过来，你咋应付？”王国宝更怕了，赶紧上疏辞职，到宫里待罪。没过多久又后悔，假传诏书恢复自己的官职。司马道子本来就糊涂懦弱，想息事宁人，就把锅甩给王国宝，派骠骑咨议参军谯王司马尚之把王国宝抓起来送廷尉。这司马尚之是司马恬的儿子。甲申那天，赐王国宝自尽，在闹市斩了王绪，派使者去见王恭，好好认错，王恭这才撤兵回京口。王国宝的哥哥侍中王恺、骠骑司马王愉都请求辞职；司马道子因为王恺、王愉跟王国宝是异母兄弟，平时也不对付，就都没追究。戊子那天，宣布大赦。
殷仲堪虽然答应了王恭，却一直犹豫不敢出兵；听说王国宝等人死了，才赶紧上表起兵，派杨佺期驻守巴陵。司马道子写信劝他，他就撤军了。
会稽王的世子司马元显，才十六岁，却很有才华，当时是侍中，他劝司马道子：王恭、殷仲堪迟早是祸害，得偷偷做准备。司马道子就任命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把自己卫府和徐州的文武官员都配给他。
魏王拓跋珪因为军粮不够，命令东平公拓跋仪离开邺城，移驻巨鹿，在杨城囤积粮草。慕容详派出六千步兵，想找机会偷袭北魏的各个据点；拓跋珪打败了他们，杀了五千人，活捉七百人，又把俘虏都放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于十六国时期后燕与东晋的政治风波，生动展现了乱世中权力更迭的残酷逻辑、人性的复杂博弈与制度的深层困境。透过字里行间的权谋交锋，可窥见那个分裂时代的政治生态与历史走向的必然。
后燕：权力重构中的温情与隐患
后燕慕容宝在平定内乱后推行的“大赦封赏”策略，是乱世中巩固权力的经典操作。对“与会同谋者除罪复职”展现了政治宽容，而“拜将军、封侯者数百人”则通过利益再分配重构统治基础。慕容宝亲手为辽西王慕容农裹创的细节，虽显君臣温情，却难掩宗室权力过重的隐患——慕容农身兼左仆射、司空、领尚书令三要职，集行政、监察、中枢大权于一身，为后续权力斗争埋下伏笔。
对馀崇的提拔与对慕容隆的追赠，体现了“赏忠悼亡”的政治智慧。而收养高句丽支属高云为子的举动，则暗藏民族融合与政治拉拢的双重意图。高云“沉厚寡言”却被冯跋赏识的记载，看似闲笔，实则为后来冯跋拥立高云建立北燕埋下伏笔，印证了“时人莫知”的潜龙往往是历史转折的关键推手。
东晋：士族内斗与皇权旁落的恶性循环
东晋朝堂的混乱堪称士族政治衰败的缩影。王国宝、王绪依附会稽王道子，“纳贿穷奢，不知纪极”，暴露了士族掌权者的腐化；而其与王恭、殷仲堪的矛盾，本质是中央与方镇的权力博弈。道子“裁损兵权”的尝试引发“中外恟恟不安”，显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已极度衰弱。
桓玄的挑唆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他精准抓住殷仲堪的心理弱点——“人情皆以君为虽有思致，非方伯才”，以“晋阳之甲”的典故煽动起兵，将个人野心包装成“桓、文之勋”的正义之举。这场谋划中，各方态度鲜明：殷觊坚守“人臣守职”的底线，江绩以“未获死所”明志，郗恢消极观望，展现了士族内部价值观的分裂。殷仲堪最终以杨佺期取代江绩，既是排除异己，也预示着荆州军事集团的崛起。
王恭起兵后的局势演变，尽显东晋政治的荒诞。王国宝的无能暴露无遗：戍守竹里的士兵因风雨溃散，欲杀王珣、车胤又不敢下手，从“矫诏杀人”到“上疏待罪”再到“诈称复职”，一系列操作尽显其色厉内荏。王珣的劝解“王、殷与卿素无深怨，所竞不过势利之间耳”，一语道破这场争斗的本质；车胤以“桓公围寿阳”的典故警示，则点出中央军的虚弱。
会稽王道子的“委罪国宝”是典型的政治甩锅，通过牺牲王国宝、王绪换取暂时和平，却无法解决中央与方镇的根本矛盾。而十六岁的元显建议“潜为之备”，虽显少年才俊，却加速了东晋内部的军事化分裂。殷仲堪“闻国宝等死乃始举兵”的犹豫，更暴露了地方势力的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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