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慕容宝败亡的时候，中书令、民部尚书封懿投降了北魏。拓跋珪让他当给事黄门侍郎、都坐大官。拓跋珪问他后燕的旧事，封懿回答得敷衍又傲慢，也被罢官回家了。
武威王秃发乌孤喝高了，骑马的时候把肋骨撞坏了，没多久就死了，临终前让大家立年长的继位。国人就立了他弟弟利鹿孤，给乌孤上个谥号叫武王，庙号列祖。利鹿孤下了大赦令，把都城迁到西平。
南燕王慕容德派人去劝幽州刺史辟闾浑归降，辟闾浑不搭理。慕容德就派北地王慕容钟带两万步兵骑兵去打，自己占了琅邪，徐州、兖州一带十来万老百姓都归附了他。慕容德从琅邪继续往北，让南海王慕容法当兖州刺史，守梁父。又进攻莒城，守将任安直接跑路了。慕容德让潘聪当徐州刺史，守莒城。当初兰汗作乱的时候，后燕的吏部尚书封孚跑到辟闾浑那儿，浑推荐他当勃海太守；等慕容德来了，封孚立马投降，慕容德特高兴：“我得青州都没这么开心，主要是得着你了！”当场就把机密大事交给他管。慕容钟向青州各郡发檄文，讲清利害，辟闾浑带着八千多家跑到广固死守，派司马崔诞守薄荀固，平原太守张豁守柳泉；结果崔诞、张豁见了檄文就投降了慕容德。辟闾浑吓坏了，带着老婆孩子往北魏跑，慕容德派射声校尉刘纲去追，在莒城追上把他砍了。辟闾浑的儿子道秀主动找到慕容德，请求跟老爹一起死。慕容德说：“爹虽然不忠，但儿子挺孝顺。”特意放了他。辟闾浑的参军张瑛帮浑写檄文，里面骂得很难听，慕容德把他抓来数落，张瑛一脸淡定地说：“浑有我这臣，就像韩信有蒯通。蒯通碰上刘邦活下来了，我碰上陛下却要死，跟古人比，我这运气也太背了！”慕容德把他杀了，之后就把都城定在广固。
后燕的李旱走到建安，慕容盛突然把他叫回去，大臣们都猜不透啥意思。九月辛未这天，又让他接着去。李朗听说自己家被灭门，带着两千多户人自保；后来听说李旱回去了，以为后燕内部出问题了，就没设防，留儿子李养守令支，自己去北平迎接北魏军队。壬子这天，李旱突袭令支，一举拿下，派广威将军孟广平在无终追上李朗，把他砍了。
后秦主姚兴因为灾异老出现，把自己的帝号改成王，下诏书让群公、卿士、将领、地方官都降一级；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弘始。还慰问孤儿贫民，提拔贤能，简化法令，清理冤案，对有政绩的地方官给奖励，贪腐残暴的就杀掉，搞得远近都服服帖帖的。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勾勒出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中国北方及江南地区的政治乱局，政权更迭、权谋博弈与制度变革交织，展现出乱世中权力运作的复杂逻辑与人性百态。
东晋中枢权力的暗流涌动
东晋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昏聩与世子元显的崛起，成为江南政权衰败的缩影。司马道子沉溺酒色、不问政事，使“朝望去之”，这为元显的夺权提供了可乘之机。元显通过“讽朝廷解道子司徒、扬州刺史”的政治操作，以和平方式完成权力交接，却也暴露了东晋门阀政治的脆弱性——权力传承已沦为家族内部的利益博弈，而非基于治国能力的理性选择。
元显掌权后的布局更值得玩味：他“不欲顿居重任”而推琅邪王德文任司徒，看似谦逊，实则以退为进，既规避了“少年居高位”的舆论压力，又通过重用庐江太守张法顺、“多引树亲党”的方式牢牢掌控实权。这种“前台傀儡+后台操控”的权力模式，成为东晋后期皇权旁落的典型表现，也为后来桓玄之乱埋下伏笔。
北方政权的生存博弈与制度探索
十六国时期的北方政权始终在“生存危机”与“制度建设”中摇摆，这段史料便记录了多个政权的关键转折。
后燕的制度改革颇具深意。慕容盛废除“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赎”的旧制，要求“立功以自赎”，试图以军功激励替代金钱赎刑，这一变革直指贵族特权对法律公平性的破坏。但制度善意能否落地，仍取决于执行力度——在皇权动荡的背景下，此类改革往往沦为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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