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意的，肯定是孙畅。只要赶紧派人去召孙畅来，再派抚军将军姚赞占据陕城，我去潼关指挥各路军队。如果孙畅奉诏前来，我就派姚懿率领河东现有的兵力，一起抵御晋军；要是他不接受诏命，那就宣布他的罪状，出兵讨伐他。”姚泓说：“叔父您说的，真是拯救国家的好计策。”于是派姚赞以及冠军将军司马国璠、建义将军蛞残驻守陕津，武卫将军姚驴驻守潼关。
姚懿竟然真的起兵称帝，还向各个州郡发布檄文，打算把匈奴堡的粮食运来给镇守的百姓。宁东将军姚成都拒绝了他，姚懿用谦卑的言辞诱惑他，还送给他佩刀发誓，姚成都还是不答应。姚懿派骁骑将军王国率领几百名披甲士兵去攻打姚成都，姚成都把王国抓住，还派人去责备姚懿说：“您作为皇室至亲，身负重任，国家危难的时候不帮忙解救，反而有非分之想。三位先帝在天之灵，难道会帮您吗！我姚成都要召集正义之师，到黄河边上去会会您。”于是姚成都向各个城池发布檄文，说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叛逆，号召大家征兵调粮来讨伐姚懿。姚懿也征调各个城池的兵力，可没一个响应他的，只有临晋的几千户人家响应。姚成都带兵渡过黄河，攻打临晋反叛的人，把他们打败了。镇守的百姓中，安定人郭纯等人起兵包围了姚懿。东平公姚绍进入蒲阪，抓住了姚懿，把孙畅等人都杀了。
这一年，北魏卫将军安城孝元王叔孙俊去世。北魏皇帝拓跋嗣非常惋惜，对他的妻子桓氏说：“活着的时候能一起享受荣华，死的时候能一起分担悲痛吗？”桓氏听后就上吊自杀，和叔孙俊合葬了。
丁零人翟猛雀驱赶掳掠官吏和百姓，逃进白三间作乱。北魏内都大官河内人张蒲和冀州刺史长孙道生去讨伐他们。长孙道生是长孙嵩的侄子。长孙道生想直接进兵攻打翟猛雀，张蒲说：“这些官吏和百姓不是自己乐意作乱的，都是被翟猛雀胁迫的。现在要是不区分清楚，一块儿攻打，他们就算想改过自新，也没机会了，肯定会齐心协力，凭借险要地势抵抗官军，就不容易一下子平定了。不如先派使者去告诉他们，只要不和翟猛雀同谋的，都不会被治罪，这样他们肯定会很高兴，然后就会离散。”长孙道生听从了这个建议，果然有几千家投降，让他们恢复了原来的家业。翟猛雀和他的一百多个同伙逃跑，张蒲等人追上，斩了翟猛雀的头。左部尚书周几又彻底追查剩下的党羽，把他们都杀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于东晋末年至南北朝初期的战乱与政权更迭，字里行间展现了乱世中各方势力的博弈、人性的抉择以及历史兴衰的必然逻辑。透过这段记载，我们既能看到权谋诡计的残酷，也能读到忠义赴死的悲壮，更能从中窥探乱世中政权存续的核心密码。
军事博弈中的战略短视与致命内耗
在这场多方混战中，战略决策的正误直接决定了政权的生死存亡。后秦洛阳守将陈留公姚洸的决策失误堪称典型。面对东晋大军压境，宁朔将军赵玄提出“固守金墉、以逸待劳”的正确战略，这一主张既符合后秦兵力不足的实际，又能利用地理优势拖延战局，等待援军。然而，姚洸却在司马姚禹等奸佞的挑唆下，放弃固守转而分兵出击，最终导致防线崩溃、洛阳失守。
姚洸的悲剧根源在于刚愎自用与忠奸不辨。他将个人虚名置于国家安危之上，被“婴城示弱恐遭朝廷问责”的言辞裹挟，忽视了战场实际。而姚禹作为内部蛀虫，暗中勾结敌军，与主簿阎恢、杨虔形成利益集团，通过排挤忠臣实现个人野心，这种“堡垒从内部攻破”的戏码，成为乱世中政权覆灭的常见剧本。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晋将领檀道济的格局。在俘获四千秦兵后，面对“尽坑之以为京观”的提议，他以“伐罪吊民”为由释放全部战俘，这一决策不仅瓦解了后秦军民的抵抗意志，更以“仁德之师”的形象赢得人心，使“夷、夏感悦，归之者甚众”。檀道济的做法揭示了乱世中军事胜利与政治攻心的辩证关系——武力征服只能取得一时之胜，而人心归附才是长久之策。
人
温馨提示：亲爱的读者，为了避免丢失和转马，请勿依赖搜索访问，建议你收藏【久久小说】 m.gfxfgs.com。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
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可能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