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庚子日，刘裕从长安出发，经洛阳进入黄河，开通汴渠后返回。
氐族首领徐骇奴、齐元子等人率领三万部落民众在雍州，派使者向北魏请求投降。北魏皇帝拓跋嗣派将军王洛生、河内太守杨声等人西行接应。
闰月壬申日，北魏皇帝拓跋嗣前往大宁长川。
秦州、雍州的一千多家百姓推举襄邑令上谷人寇赞为首领，投降北魏。拓跋嗣任命寇赞为魏郡太守。时间一长，秦州、雍州流入北魏河南、荥阳、河内的百姓，数以万计。拓跋嗣于是设置南雍州，任命寇赞为刺史，封河南公，州治设在洛阳，并设立雍州的郡县来安抚这些流民。寇赞很善于招抚怀柔，归附他的流民比最初多了三倍。
夏王赫连勃勃听说太尉刘裕东归，特别高兴，问王买德：“我打算夺取关中，你说说有什么好办法。”王买德说：“关中地势险要，是个好地方，而刘裕却让他年幼的儿子镇守。他匆匆忙忙回去，就是想赶紧完成篡夺皇位的事，没心思再管中原这边了。这是上天把关中赐给我们，不能错过啊。青泥、上洛是南北的险要之地，应该先派流动部队切断那里；东边堵住潼关，断绝他们水陆的退路；然后向三辅地区发布檄文，施加我们的威严和恩德，这样刘义真就像在网里一样，拿下他轻而易举。”赫连勃勃于是让他的儿子抚军大将军赫连璝都督前锋诸军事，率领两万骑兵向长安进发。前将军赫连昌屯兵潼关，任命王买德为抚军右长史，屯兵青泥，赫连勃勃率领大军作为后援。
这一年，北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去世。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勾勒出东晋末年至南北朝初期的复杂政治军事图景，其中蕴含的权力逻辑、人性博弈与战略抉择，至今仍具深刻的历史启示意义。
政权更迭中的降者群像与北魏的扩张智慧
癸酉日那场规模庞大的投降事件，本质上是东晋内部权力洗牌的外溢效应。司马休之、鲁轨、刁雍等东晋旧臣与桓氏残余势力集体降魏，折射出刘裕在东晋朝堂的强势崛起已让反对派无立足之地。这些降将中，既有皇族成员，又有世家代表，还有军事将领，他们的归附不仅壮大了北魏的实力，更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治理经验与人才资源。
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展现出成熟的政治手腕：一方面以爵位笼络降将核心成员，如封司马国璠为淮南公、鲁轨为襄阳公，通过利益绑定实现政治整合；另一方面发布悬赏令鼓励民间捕捉姚氏子弟，从根基上瓦解后秦残余势力。这种“高层拉拢+基层动员”的双轨策略，体现了北魏在扩张过程中的灵活务实。
刁雍在河济之间的军事行动尤为值得关注。他聚众两万扰动徐兖，连刘裕的讨伐军都未能将其制服，这既反映出刁雍的军事才能，更暗示了刘裕集团在平定关中后的兵力分散与统治脆弱性。北魏对刁雍的任用，显示出其利用东晋内部矛盾、向南渗透的战略意图。
刘裕集团的战略摇摆与权力传承危机
刘裕辞让宋公晋爵为王的封赏，表面是谦逊，实则是政治试探与权力布局的需要。此时他的重心已转向关中治理与皇权过渡，但内部矛盾却逐渐显现。刘穆之之死成为关键转折点——这位被刘裕视为“根本”的重臣离世，直接导致刘裕放弃经营西北的长远规划。
史料中“诸将佐皆久役思归”的记载，揭示出东晋军队的结构性问题：这支由流民与世家子弟组成的军队缺乏长远战略眼光，更多关注眼前利益与故土归属。刘裕在“经略西北”与“东还夺权”之间的抉择，本质上是现实主义政治逻辑的必然——相比遥远的关中，稳固东晋中枢、完成篡权大业才是核心利益。
刘穆之死后的权力交接过程，暴露出刘裕集团的制度缺陷。徐羡之最终接任并非源于制度性安排，而是各方博弈与临时决策的结果。这种“大事北咨”的模式，导致长安与建康之间的权力真空，为后续关中失控埋下隐患。十二岁的刘义真被委以关中重任，看似是刘裕培养子嗣的安排，实则反映出其对关中重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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