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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9章 太祖文皇帝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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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到重要事务中,来找他的宾客络绎不绝,门口停的车常常有几十辆,各地送来的贿赂接连不断。他设宴的时候,摆上七八桌,座位上总是坐满了人。慧琳穿着高齿木屐,披着貂皮大衣,还安排了负责通报和文书的下属。会稽人孔觊曾经去拜访他,结果碰到宾客拥挤,只能简单寒暄几句。孔觊感慨地说:“居然出现了一个黑衣宰相(指慧琳和尚),这真是本末倒置,上下失序啊!”

夏季五月乙未日,任命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彦之为南豫州刺史。派遣散骑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别到各个州郡县巡查,考察官员的治理情况,了解百姓的疾苦;还让郡县官员各自汇报政务的利弊。丙午日,皇帝到延贤堂审理案件,从这以后每年审理三次。

左仆射王敬弘,性格淡泊,名声很大。但他对于签署公文,一开始连看都不看。有一次参与审理案件,皇帝问他疑难案件的处理意见,王敬弘答不上来。皇帝脸色一变,问身边的人:“为什么不把审讯记录给仆射一份?”王敬弘说:“我拿到审讯记录看了,可就是不明白。”皇帝很不高兴,虽然对他还是很有礼貌,但不再和他谈论国家事务了。

六月,任命右卫将军王华为中护军,侍中的职位照旧。王华觉得王弘辅佐朝政,王昙首又深受皇帝信任,和自己地位相当,觉得自己的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常常叹息说:“宰相一下子有好几个人,这天下怎么能治理得好呢!”那时候,宰相没有固定的官职,只要是和皇帝一起讨论政事、皇帝托付机密事务的人,都算是宰相,所以王华才这么说。也有担任侍中却不算宰相的;不过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侍郎,给事中,这些都是当时重要的官职。

王华和刘湛、王昙首、殷景仁都担任侍中,他们风度、才力、器局、才干,在当时都是顶尖的。皇帝曾经和这四个人在合殿宴饮,特别高兴。结束之后,皇帝一直目送他们离开,感叹说:“这四位贤才,是一时的俊杰,一同掌管着朝廷的重要事务,恐怕后世很难再有这样的人才了!”

黄门侍郎谢弘微和王华等人都深受皇帝看重,当时被称为“五臣”。谢弘微是谢琰的侄孙。他精神端正审慎,该说话的时候才说,在婢女仆从面前也不随便说笑,所以不论尊卑老少,都像敬重神明一样敬重他。他的堂叔谢混特别看重他,常说:“微子(谢弘微字)与人不同时不会伤害别人,与人相同时也不会损害正道,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皇帝想要封赏王昙首、王华等人,拍着御床说:“要是没有你们兄弟,我今天就坐不到这个位子上。”于是拿出封赏的诏书给他们看。王昙首坚决推辞说:“最近这些事,全靠陛下英明,才把罪人绳之以法。我们怎么能借着国家的灾难来给自己谋福利呢!”皇帝这才作罢。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南朝宋初期谢晦发动叛乱及最终败亡的全过程,其中既展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逻辑,也暴露了人性弱点在历史关键节点的决定性作用,更暗含着王朝治理的深层规律。

战略误判:叛乱者的致命短板

谢晦与徐羡之、傅亮的谋反布局,本质上是基于军事力量的静态认知。他们认为“晦据上流,檀道济镇广陵,各有强兵,足以制朝廷”,却忽视了权力合法性对军事力量的催化作用。当宋文帝以正统姿态讨伐时,曾经的“强兵”瞬间失去精神支柱。尤其是檀道济的倒戈,彻底打破了权力制衡的幻想,印证了政治合法性远比军事地理优势更具决定性。

在具体军事行动中,谢晦集团的决策失误堪称教科书级反面案例。庾登之借口“焚舰需晴”拖延战机十五天,暴露出叛军内部的怯懦与混乱;谢晦初见台军战舰不多便“轻之”,既显示其军事素养的欠缺,也反映了叛乱者心态的浮躁。反观朝廷方面,檀道济与到彦之的协同作战、刘粹不顾私谊的忠诚赴战,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决策效率与执行决心的差距,早已注定了战争的结局。

人性博弈:忠诚与背叛的试炼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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