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国主拿不定主意，下诏让崔浩和张渊等人当场辩论。
崔浩质问张渊、徐辩：“阳代表德，阴代表刑，所以日食时要修德，月食时要修刑。君王用刑，小的就在集市上执行，大的就在战场上施行。现在出兵讨伐有罪的人，正是修刑啊。我看天象，近年月亮遮住昴星，到现在还是这样。这预兆着三年内天子会大败旄头星对应的部族。柔然、高车，就是旄头星对应的部族。希望陛下别犹豫。”张渊、徐辩又说：“柔然是偏远地方的无用之物，占了他们的地不能耕种吃饭，抓了他们的人不能奴役使唤，他们行动迅速没规律，难控制；犯得着这么费劲，劳师动众去打吗？”崔浩说：“张渊、徐辩说天道，还是他们的本职，至于人事形势，他们就一窍不通了。这都是汉朝的老调调，放现在，完全不合时宜。为啥？柔然本来是咱们国家北边的臣属，中间叛变了。现在杀了他们的头头，收服好百姓，让他们重新服役，不是没用啊。世人都说张渊、徐辩懂术数，能断定成败，我倒要问问：当年统万城没被攻破前，有没有败亡的征兆？要是不知道，就是没本事；知道了不说，就是不忠。”当时赫连昌也在座，张渊等人因为自己确实没说过，惭愧得答不上来。北魏国主特高兴。
辩论完了，公卿中有人责怪崔浩：“现在南边的敌人正盯着咱们的空子，却放着他们去北伐；要是柔然跑远了，前面没收获，后面有强敌，咋应对啊？”崔浩说：“不对。现在不先打垮柔然，就没法对付南边的敌人。南方人听说咱们打下统万后，心里害怕，所以才虚张声势调动军队来保卫淮北。等咱们打败柔然，来回这功夫，南边敌人肯定不敢动。再说他们是步兵咱们是骑兵，他们能北来，咱们也能南去；他们会很困难，咱们却不费劲。何况南北风俗不同，水陆条件也不一样，就算咱们把河南给他们，他们也守不住。为啥这么说？凭刘裕的能耐，吞并关中，留他宝贝儿子，派良将辅佐，几万精兵，还守不住。全军覆没，哭嚎声到现在还没停呢。何况刘义隆现在的君臣跟刘裕那会儿没法比！皇上英明神武，兵马精锐，他们要是真来，就像用小马小牛跟虎狼斗，有啥好怕的！柔然仗着离得远，以为咱们治不了他们，放松很久了，所以夏天就把人散开放牲口，秋天肥了才聚集，背着寒冷向温暖的地方，南下抢掠。现在趁他们没防备去打，他们肯定吓得望风而逃。公马护母马，母马恋小马，跑起来难控制，又没水草，过不了几天，肯定聚集起来困乏不堪，能一举消灭他们。一时的劳累换永久的安逸，这机会不能丢，问题在于皇上没这想法。现在皇上主意已定，为啥要拦着！”寇谦之问崔浩：“柔然真能打下来吗？”崔浩说：“肯定能。就怕将领们婆婆妈妈，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没法全歼他们罢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以元嘉六年（公元429年）为时间节点，勾勒出南朝宋与北魏两大政权的政治生态与战略博弈，其中蕴含的权力运作逻辑、治国理念与人性考量，即便置于现代视角下审视，仍具深刻启示意义。
南朝宋的权力架构与帝王心术
宋文帝刘义隆在这一年完成了关键的权力布局，以“二府并置”的方式平衡王弘与彭城王义康的势力，实则通过王弘的“推让”使义康“专总内外之务”，构建起以宗室为核心的权力网络。这种看似“分权”实则“集权于宗室”的操作，既规避了异姓权臣专权的风险，又强化了皇权对朝政的掌控，体现了南朝“皇子镇要藩”政治传统的延续。
而文帝对江夏王义恭的诫书，堪称古代帝王家训的典范，其中蕴含的治国智慧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自我约束的现代启示：“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的消费限制，放到今天就是公职人员财产公示与廉洁自律的雏形；“声乐嬉游不宜令过”的告诫，则直指特权阶层的生活作风问题，揭示出“作风建设无小事”的永恒命题。
--司法理性的朴素表达：“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的断狱原则，与现代司法“理性中立”“排除情绪干扰”的要求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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