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底，南朝皇后袁氏去世。秃发保周走投无路自杀了。
八月，沮渠无讳派中尉梁伟去见拓跋健求降，还把酒泉郡和之前俘虏的元絜等人还了回去。北魏皇上让尉眷留在凉州镇守。
九月，南朝安葬袁皇后。
皇上觉得刘义康这隐患太大，迟早要搞事情。十月，直接把刘湛抓了送司法部，下诏书把他的罪状全抖出来，在牢里弄死了，还连带他儿子刘黯、刘亮、刘俨，以及党羽刘斌、刘敬文、孔胤秀等八人，把尚书库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流放到广州，顺便搞了个大赦。
当天，皇上让刘义康进宫住，把他留在中书省。当晚就抓了刘湛等人，青州刺史杜骥带兵在殿内防备意外，派人跟刘义康说刘湛的罪状。刘义康赶紧上表辞职，皇上把他贬为江州刺史，还保留侍中、大将军头衔，让他去豫章镇守。
之前殷景仁病了五年，虽然没见过皇上，但俩人天天偷偷写信，朝廷大小事皇上都问他意见，保密工作做得特好，没人知道。抓刘湛那天，殷景仁让手下收拾衣服帽子，手下都纳闷。当晚，皇上到华林园延贤堂召见他，殷景仁还说脚疼，坐着小轿去的，诛杀处理刘湛党羽的事儿，全交给他办了。
【内核解读】
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是南北朝时期充满动荡与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南北政权各自上演着权力更迭与军事交锋，南朝宋的中央权力斗争与北朝魏的边疆博弈相互交织，勾勒出乱世中政治、军事与人性的复杂图景。透过历史文本的记载，我们能清晰看到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制度缺陷埋下的隐患，以及时代变局中个体命运的沉浮。
南北军事交锋：边疆势力的挣扎与北魏的战略调整
这一年的军事舞台主要围绕北凉残余势力沮渠无讳与北魏的交锋展开。春正月，沮渠无讳率军进犯北魏酒泉，利用北魏守将元絜的轻敌心理，俘获主将并包围酒泉；三月攻克酒泉后，又于四月、五月两次进攻张掖，虽未成功却持续对北魏边疆构成威胁。直到八月，沮渠无讳才因实力不济向魏永昌王健请降，归还酒泉郡及被俘将士。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能看到北凉残余势力的顽强挣扎。沮渠无讳作为北凉亡国后的残余力量，试图通过军事袭扰重建政权根基，其战术灵活却难改实力悬殊的本质。而北魏的应对则体现出成熟的战略考量：初期派遣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督军征讨，后期在对方无力再犯后，不再强行征讨，转而以诏书劝谕，既避免了长期战争的消耗，又通过招降巩固了边疆统治。这种“军事打击+政治招抚”的组合策略，展现了北魏在统一北方过程中的战略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在这一年因皇孙拓跋浚出生大赦改元“太平真君”，改元理由直接取自寇谦之《神书》中的谶语，这既反映了道教在北魏政治中的影响力，也体现了统治者借助宗教神权巩固统治的政治智慧。这种将宗教与政治结合的手段，成为北魏强化皇权的重要方式。
刘宋中央权力斗争：兄弟相疑与君臣失序的悲剧
相较于边疆的军事冲突，刘宋中央的权力斗争更为惊心动魄，也更具历史警示意义。这场斗争的核心是宋文帝刘义隆与弟弟司徒刘义康之间的权力博弈，而刘湛与殷景仁的矛盾则成为加速冲突爆发的催化剂。
刘义康凭借宋文帝长期患病的机会，逐渐掌握朝政大权。史载其“尽心营奉”“内外众事皆专决施行”，展现出较强的行政能力与责任心。他“性好吏职，纠剔文案，莫不精尽”的工作态度，使其获得文帝的充分信任，以至于“凡所陈奏，入无不可”，地方官员任免、生杀大事皆可决断。这种过度集权的局面，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伏笔。
刘义康的权力膨胀过程中，暴露出诸多致命缺陷：
--不识君臣边界：自恃“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私置僮仆六千余人不上报，接受四方贡品时“上品荐义康，次者供御”，甚至在文帝感叹冬柑品质差时，直接拿出远超御用品的私藏，这种行为在皇权至上的时代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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