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令西州路上不能有车声。癸丑那天，殷景仁去世。十二月癸亥，让光禄大夫王球当仆射。戊辰，让始兴王刘浚当扬州刺史。当时刘浚还小，州里的事全交给后军长史范晔、主簿沈璞。范晔是范泰的儿子，沈璞是沈林子的儿子。不久范晔升左卫将军，皇上让吏部郎沈演之当右卫将军，俩人一起管禁军；又让庾炳之当吏部郎，都参与机密大事。沈演之是沈劲的曾孙。
范晔有才，但人品不行，行事没底线，多次违反礼教，被士大夫圈鄙视。他还特急躁好胜，觉得自己才华没被充分利用，总憋着一股气。吏部尚书何尚之跟皇上说：“范晔心思不正，建议把他调到广州当刺史；要是在朝廷里搞出事，不得不杀他。动不动就杀人，对国家不好。”皇上说：“刚杀了刘湛，又调走范晔，人家会说你们容不下人才，说我信谗言。只要咱们知道他啥德行，他也掀不起浪。”
这年，北魏宁南将军王慧龙去世，吕玄伯守着他的墓，一辈子没走。
北魏国主想让伊馛当尚书，封郡公，伊馛推辞：“尚书活儿太多，公爵太贵重，不是我这年轻见识浅的人能担的。”皇上问他想干啥，他说：“中书省、秘书省有很多文人，要是皇上非要赏我，就让我去那儿混吧。”皇上觉得他不错，就让他当中护国将军、秘书监。
大秦王杨难当又自称武都王。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与彭城王刘义康的权力纠葛，生动展现了南朝宋中期的政治生态、人性百态与权力规则，其中人物的选择与命运折射出深刻的历史启示。
权力场中的人性试炼
沈庆之的表现堪称职场典范。面对刘湛“论功行赏”的暗示，他以“自应得转，不复以此仰累”的正色回应，既坚守原则又不失分寸。当深夜被文帝召见时，他“戎服缚袴而入”的机敏与忠诚，更凸显其职业素养。这种不攀附、守本分的特质，使其在权力洗牌中成为关键力量，也印证了“正直者终得信赖”的朴素道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徐湛之、王履等人。徐湛之因与义康“亲厚”获罪，却凭母亲会稽公主的哭诉与“纳布衫袄”的情感牌得以脱罪；王履依附义康集团，事发后吓得“徒跣告球”，全靠叔父王球的声望保全性命。这种“关系大于法理”的现象，暴露了南朝政治中亲情与门第的特殊权重。
清醒者的生存智慧
江湛与谢述的选择展现了远见卓识。江湛早年便主动疏远义康集团，拒绝檀道济联姻请求时“拒之愈坚”，最终“不染于二公之难”。这种在权力巅峰时保持距离的清醒，使其避开政治漩涡。谢述虽辅佐义康却“数有规益”，临终仍劝义康“退”，其早逝更让文帝感叹“若存，义康必不至此”，可见良辅对权力者的重要性。
反观刘义康的悲剧，慧琳一句“恨公不读数百卷书”道破关键。当政时“人争求亲昵”却不识隐患，被权力裹挟而不知收敛，最终从权倾朝野沦为外放藩王。这印证了权力场中“学识不足则眼界受限，眼界受限则祸患必至”的规律。
帝王心术与政治平衡
宋文帝刘义隆的统治艺术充满矛盾。他对义康“恸哭无所言”的兄弟情、对会稽公主“指蒋山为誓”的妥协、对王球“以故免履死罪”的宽容，展现了帝王情感化的一面；但诛杀刘湛、刘斌时的果决，又暴露其冷酷本质。这种“恩威并施”的统治术，本质是为维护皇权稳定。
殷景仁拜扬州刺史后“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车声”的细节，既显文帝对重臣的体恤，也暗含对权力核心的掌控欲。而刘义恭“奉行文书而已”的消极履职，恰是吸取义康教训后的生存策略，折射出皇权高压下的政治压抑。
历史镜鉴：贪与智的结局分野
司马光“贪人败类”的评语精准点出核心。刘湛“权利之心无有厌已”不仅断送自身，更牵连义康集团崩塌；而王球“简淡有美名”、江湛“早能自疏”，则在风暴中保全自身。这揭示了权力场的永恒法则：贪婪者终将被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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