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撒尿，崔浩嗷嗷乱叫，路上的人都能听见。宗钦临刑前感叹说：“高允大概是圣人吧！”
过了些日子，太子责怪高允说：“人也得懂得见机行事啊。我想救你一命，都已经给你提示了，你却始终不听，把皇上气得够呛。每次想起这事儿，我都心里直跳。”高允说：“史书，是用来记录君主的善恶，给后人劝诫的，所以君主才会有所顾忌，做事谨慎。崔浩辜负了皇上的恩情，因为私欲丧失了廉洁，爱憎蒙蔽了他的公正，这是崔浩的过错。至于记录朝廷日常、谈论国家得失，这是写史书的基本要求，并没有太多违背原则的地方。我和崔浩实际上是一起做这件事的，生死荣辱，从道义上讲不该有差别。我确实感激殿下再生的恩情，但违背良心苟且偷生，不是我想要的。”太子听了很感动，对高允赞叹不已。高允退下后，对别人说：“我不按太子说的做，是因为怕对不起翟黑子。”
当初，冀州刺史崔赜、武城男崔模和崔浩同宗但不同族，崔浩经常轻视侮辱他们，所以关系不好。等到崔浩被诛杀，只有这两家得以幸免。崔赜是崔逞的儿子。
辛丑日，北魏皇帝到阴山北边巡视。北魏皇帝杀了崔浩之后就后悔了，正好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重，有人传言他已经死了，北魏皇帝哀悼说：“李宣城太可惜了！”接着又说：“我说错了，崔司徒（崔浩）才可惜，李宣城令人哀伤！”李孝伯是李顺的堂弟，自从崔浩被杀后，国家军事和政务的谋划商议都由李孝伯负责，皇帝对他的宠爱仅次于崔浩。
当初，车师国的大帅车伊洛世代臣服于北魏，北魏封车伊洛为平西将军，前部王。车伊洛准备去北魏朝见皇帝，沮渠无讳阻断了他的道路，车伊洛多次和沮渠无讳交战，打败了他。沮渠无讳死后，他弟弟沮渠安周夺走了沮渠无讳儿子沮渠乾寿的兵权，车伊洛派人去劝说沮渠乾寿，沮渠乾寿就率领他的五百多户百姓投奔了北魏；车伊洛又劝降了李宝的弟弟李钦等五十多人，把他们都送到北魏。车伊洛向西攻打焉耆，留下他儿子车歇守城。沮渠安周带领柔然的军队抄小路偷袭，攻下了城池。车歇跑去投奔车伊洛，他们一起收拢剩下的部众，坚守焉耆镇，还派使者给北魏皇帝上书说：“我们被沮渠氏攻打，前后长达八年，百姓又饿又穷，实在没法活下去了。我现在抛弃国家出逃，能活下来的才三分之一，已经到了焉耆东部边境，恳请皇上救济！”北魏皇帝下诏打开焉耆的粮仓赈济他们。
吐谷浑王慕利延被北魏逼迫，上表请求到越巂自保，皇帝答应了；但慕利延最终也没去。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北魏太武帝时期围绕《国记》编纂引发的“崔浩国史之狱”事件，其中交织着权力博弈、人性抉择与史学伦理的深刻冲突，为我们窥见北魏初期的政治生态与文化困境提供了鲜活样本。
实录之殇：史学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碰撞
崔浩作为北魏太武帝倚重的重臣，受命监修国史时，魏主明确提出“务从实录”的编纂原则，这本是史学求真精神的体现。然而，当史学理想照进复杂的政治现实，却演变成一场惨烈的悲剧。崔浩团队对北魏先世历史的详实记载，本是对“实录”原则的践行，但将国史刊刻于石、立于衢路的举动，却触碰了敏感的政治神经。
北魏作为鲜卑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其早期历史中存在诸多与中原礼教相悖的内容。崔浩的“直笔”在鲜卑贵族眼中成了“暴扬国恶”，这种文化认知的差异背后，是新兴王朝在汉化进程中难以调和的矛盾。鲜卑贵族对自身历史的讳莫如深，与崔浩坚持的史学求真原则形成激烈对抗，最终以政治暴力的方式吞噬了史学理想。
闵湛、郗标看似推崇崔浩学术的提议，实则将其推向了万劫不复之地。高允早已洞察其中风险，警告此举“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却未能阻止悲剧发生。这一事件揭示了古代修史的艰难处境——史学既要对历史负责，又要在权力面前保持敬畏，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灾祸。
人性试炼：生死关头的抉择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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