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兵参军庞季明，七十多岁了，觉得自己是关中的豪门大族，就请求进入长安召集汉族和少数民族，刘诞答应了他；于是庞季明从赀谷进入卢氏，卢氏的百姓赵难接纳了他。庞季明就去劝说当地的士人百姓，响应他的人很多，薛安都等人顺着这个形势，从熊耳山出兵；柳元景带兵随后跟进。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派中兵参军胡盛之从汝南出兵，梁坦从上蔡出发，前往长社。北魏荆州刺史鲁爽镇守长社，弃城逃跑。鲁爽是鲁轨的儿子。幢主王阳儿攻击北魏豫州刺史仆兰，把他打败了，仆兰逃到虎牢；刘铄又派安蛮司马刘康祖带兵去援助梁坦，进逼虎牢。
北魏的大臣们刚开始听说刘宋派兵来了，就跟北魏皇帝说，请求派兵去救援黄河沿岸储存的粮食和布帛。北魏皇帝说：“现在马还没养肥，天气还热，现在出兵肯定没什么效果。要是刘宋的军队一直来，我们就先退回阴山躲避一下。我们鲜卑人本就穿羊皮裤，要那些丝帛有啥用！等到十月，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九月辛卯日，北魏皇帝带兵南下救援滑台，命令太子拓跋晃屯驻在漠南防备柔然，吴王拓跋余守卫平城。
庚子日，北魏征调各州郡五万兵力，分配给各路军队。
王玄谟的部队规模很大，武器装备精良整齐；但王玄谟这人贪心固执，还喜欢杀人。刚开始围攻滑台的时候，城里有很多茅草屋，大家请求用火箭把这些屋子烧了。王玄谟却说：“这些都是我的财产，着什么急烧啊！”城里的人一听，马上把茅草屋拆了，挖地洞躲起来。当时黄河、洛水一带的百姓，每天都有上千人争着送粮食、拿武器来投奔，王玄谟却不任用他们的首领，而是把他们分配给自己亲近的人；每家给一匹布，却要人家交八百个大梨；因此大家都很失望。攻城攻了好几个月都没打下来，听说北魏的救兵快到了，大家请求把战车连起来组成营寨，王玄谟又不听。
冬季十月癸亥日，北魏皇帝到了枋头，派关内侯代郡人陆真夜里和几个人突破包围，偷偷潜入滑台，安抚城里的人，还登上城墙查看王玄谟军营的布局，然后回去报告。
乙丑日，北魏皇帝渡过黄河，军队号称百万，战鼓的声音震天动地；王玄谟害怕了，转身就跑。北魏军队追击，刘宋军队死了一万多人，王玄谟手下的士兵几乎都跑光了，丢弃的军用物资和器械堆积如山。
【内核解读】
宋文帝刘义隆发动的元嘉北伐，是南朝历史上极具标志性的军事行动，其兴衰成败不仅折射出宋魏双方的实力消长，更暴露了南朝政权在战略决策、军事指挥等层面的深层问题。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北伐前后的决策博弈与战场实况，其中蕴含的历史教训至今仍引人深思。
决策层的认知鸿沟：书生论兵的致命陷阱
宋文帝北伐决策的形成，始终伴随着激烈的朝堂争议，而争议的核心恰是军事专业性与政治理想主义的冲突。宋文帝坚持北伐的理由看似充分：北方民众不堪北魏统治，义军四起；夏季河水暴涨便于水军行动；攻克碻磝、滑台后可顺势推进。但这些判断严重脱离实际军事规律。
左军将军刘康祖提出的岁月已晚，请待明年，实为基于季节特点的理性建议——北方秋冬将至，不利于南方军队作战。沈庆之的谏言更是直指要害：我步彼骑，其势不敌，并以檀道济、到彦之的前车之鉴警示文帝，明确指出王玄谟等将领能力不及前贤，军队实力亦非往昔可比。尤为深刻的是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的比喻，尖锐批评文帝与徐湛之、江湛等白面书生谋划军国大事，违背了专业事问专业人的基本规律。
宋文帝的反驳却充满主观臆断：将前两次北伐失败简单归咎于将领个人问题（檀道济美寇自资、到彦之中涂疾动），忽视骑兵对步兵的天然优势；过度乐观估计水军作用，认为攻克两城即可动摇北魏防线；甚至对自身军事经验的匮乏毫无认知。这种以政治愿景替代军事逻辑的决策模式，为北伐失败埋下伏笔。
指挥系统的结构性缺陷：从决策到执行的全面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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