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老百姓都赶到北岸。
刘劭立儿子刘伟之当皇太子。任命始兴王刘濬妃子的父亲褚湛之当丹阳尹。褚湛之是褚裕之哥哥的儿子。刘濬担任侍中、中书监、司徒、录尚书六条事，给南平王刘铄加官开府仪同三司，让南兖州刺史建平王刘宏当江州刺史。太尉司马宠秀之从石头城带头往南跑了，这一下人心惶惶。刘劭任命营道侯刘义綦当湘州刺史，檀和之当雍州刺史。
四月十一，武陵王的军队到了鹊头。宣城太守王僧达收到武陵王的讨伐文书，不知道该咋办。有门客就劝他：“现在这叛逆的事儿太离谱了，从古到今都没见过。给您出主意，最好是响应义师的号召，再传信给旁边的郡县。只要您有心，谁会不响应！这是上策。要是不行，您就亲自带着愿意起义的人，选好水陆方便的路线，去投奔南方，这也算是次一点的办法。”王僧达就从小路往南跑，在鹊头遇到了武陵王。武陵王马上任命他当长史。王僧达是王弘的儿子。武陵王刚从寻阳出发的时候，沈庆之就跟人说：“王僧达肯定会来响应义举。”有人问为啥，沈庆之说：“我看他在先帝面前说话大胆，做事果断；就凭这，他肯定会来。”
柳元景觉得战船不坚固，怕打水战，就日夜兼程，四月十四，到了江宁步上岸，派薛安带着骑兵在淮河边上炫耀武力，还写信给朝廷官员，说明正义和叛逆的区别。
刘劭给吴兴太守汝南人周峤加官冠军将军。随王刘诞的讨伐文书也到了，周峤向来胆小怕事，左右为难不知道咋办；他府里的司马丘珍孙把他杀了，带着全郡响应刘诞。
四月十六，武陵王到了南洲，投降的人一个接一个；四月二十三，军队到了溧洲。武陵王从寻阳出发后就生病了，没法见将领官员，只有颜竣能进出他的卧室，颜竣把武陵王抱在膝盖上，亲自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武陵王病情好几次都很严重，没法商量事情，颜竣就独自做决定。除了军政大事，还处理文书信件，应付远近的事务，早晚都哀伤痛哭，始终如一。就这样过了几十天，船上的士兵都不知道武陵王病得这么厉害。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被太子刘劭弑杀后，各方势力围绕皇权展开的激烈博弈，其中的权力逻辑、人性挣扎与军事决策颇具历史启示性。
从权力斗争的维度看，刘劭的篡位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他看似掌控了京城，却未能真正收服人心——对旧臣的猜忌与对鲁秀等少数人的过度依赖，暴露了其政治根基的脆弱。而武陵王刘骏（后来的宋孝武帝）能迅速集结力量，既得益于“弑逆”这一道德制高点的号召力，也离不开沈庆之、柳元景等实力派的支持，更关键的是，他通过檄文传递的“大义”旗帜，精准击中了当时士大夫对君臣伦理的坚守。
人物群像的刻画中，多重人性得以彰显。沈正以“无父无君之国”的呐喊，撕开了顾琛“待四方响应”的务实外衣，展现了乱世中士大夫的道德勇气；颜延之面对刘劭的质问时“竣尚不顾老臣，安能顾陛下”的回答，既暗藏机锋又保全自身，堪称乱世中的生存智慧；沈庆之对王僧达的预判与颜竣在刘骏病重时的独撑大局，则凸显了识人用人与临危决断在权力斗争中的关键作用。
军事决策的对比更显戏剧性。刘劭既盲目自信于“素习武事”，又在危机时刻摇摆不定——萧斌“决战梁山”的建议与刘义恭“养锐待期”的策略形成冲突，而他最终“力战决之”的选择，看似强硬实则暴露了战略思维的匮乏。反观柳元景“舍水战就步战”的决策，以及刘骏军队在主帅病重时的高效运转，展现了对手在军事部署与内部协调上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动乱中“伦理”与“现实”的张力贯穿始终。刘劭因“弑父”失去合法性，即便掌控京城也难以服众；而刘骏一方正是利用这一伦理优势，将军事行动包装成“清君侧”的正义之举。但细究之下，各方的“义举”实则仍跳不出权力争夺的内核——随王诞的倒戈、周峤的犹豫与丘珍孙的斩将投诚，本质上都是对“胜利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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