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郡也都纷纷响应，合兵包围了成都。城里从东边来的士兵不超过两千人，萧惠开把蜀地的人都打发出去，只带着东边来的士兵坚守。蜀地的人听说寻阳已经被平定，都争着要屠城，人数多达十多万。萧惠开每次派兵出城迎战，都能获胜。
皇帝派萧惠开的弟弟萧惠基从陆路去成都，赦免萧惠开的罪。萧惠基到了涪城，蜀地的人拦住他，不让他前进。萧惠基带着自己的部下攻击他们，杀了他们的首领，这才得以继续前进。萧惠开接到圣旨后就投降了，成都的包围也就解除了。
皇帝又派萧惠开的同族人萧宝首从水路去益州慰劳。萧宝首想把平定蜀地当成自己的功劳，就煽动蜀地的人去攻打萧惠开。于是各地又纷纷起兵，那些之前离散的人一下子又聚集起来，和萧宝首一起进逼成都，号称有二十万人。萧惠开想反击，将领们都说：“现在慰劳的使者来了，咱们还拒绝，这怎么能表明自己的心意呢？” 萧惠开说：“现在向朝廷上表的路都断了，不打仗怎么能把使者送到京城去呢？” 于是就派宋宁太守萧惠训等率领一万士兵迎战，把对方打得大败，活捉了萧宝首，关在成都，还派使者向朝廷报告情况。皇帝让人把萧宝首押送到京城，召萧惠开回建康。萧惠开回来后，皇帝问他起兵是怎么回事。萧惠开说：“我只知道什么是叛逆，什么是顺从，不懂得什么是天命。而且没有我，蜀地不会乱；没有我，蜀地也不会平定。” 皇帝就把他放了。
这一年，朝廷设立侨州郡县，把兖州治所设在淮阴；徐州治所设在钟离；青州和冀州由同一个刺史管理，治所设在郁洲。郁洲在海里，周长几百里，用石头堆成城墙，有八九尺高，虽然设置了郡县，但荒无人烟，没多少百姓。
张永、沈攸之进兵逼近彭城，在吕梁扎营，还分别派羽林监王穆之率领五千士兵在武原看守辎重。
北魏尉元到了彭城，薛安都出城迎接。尉元派李璨和薛安都先进城，把城门钥匙收了；又另外派孔伯恭带着两千精锐士兵安抚城里城外，然后自己才进城。当天晚上，张永攻打南门，没打下来就撤退了。
尉元对薛安都不太客气，薛安都后悔投降北魏，又想反叛；尉元知道了，但没有马上发作。薛安都给尉元等人送了很多财物，把责任推到女婿裴祖隆身上，还把他杀了。尉元让李璨和薛安都守彭城，自己带兵去攻打张永，切断了张永的粮道，又在武原打败了王穆之。王穆之带着剩下的人去和张永会合，尉元接着进攻他们。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各方势力博弈的复杂图景，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人性挣扎与历史规律，即便放在今天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降叛之间的生存困境：个体选择与时代漩涡
薛安都、常珍奇、毕众敬等人的反复降叛，并非简单的“忠义”二字能概括。薛安都以子为质降魏，却因尉元的轻慢而悔叛，最终靠牺牲女婿自保；毕众敬因儿子被诛怒而降魏，却又在献城后悔恨不食。这揭示了乱世中地方势力的尴尬处境——他们既是各方拉拢的对象，又是随时可被牺牲的棋子，“降”与“叛”不过是在夹缝中求存的无奈选择。
常珍奇迎魏军却暗藏反心，郑羲的警觉与防备则展现了政治博弈中的“信任危机”：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即便达成合作，双方仍需以实力为后盾，否则任何“诚意”都可能是伪装。
政治智慧的高下：细节决定成败
蔡兴宗建议宋明帝对殷琰亲写手诏，直指乱世中“信任”的脆弱性——官方文书的权威性已不足，唯有帝王的私人承诺才能消解猜忌。可惜宋明帝未采纳，导致寿阳久攻不下，这恰恰说明：政治沟通的形式与内容同样重要，尤其在对立双方缺乏互信时，“姿态”往往比“条款”更能打破僵局。
反观夏侯详说服殷琰降宋而非降魏，一句“何可北面左衽”直击文化认同的核心，展现了“意识形态”在政治抉择中的隐性力量。而刘勔入寿阳后“秋毫无所失”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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