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募三千人守郡城，萧铣、林士弘等人轮番攻打都没拿下。听说隋炀帝被杀，他带领官民哭了三天。有人劝他：您是中原贵族，在这威望高，现在隋朝没主了，不如学尉佗称霸岭南？李袭志怒斥：我家世代忠贞，隋朝虽然不行了但宗社还在，尉佗那种僭越行为有啥好羡慕的！差点把劝他的人斩了，坚守两年后城破被萧铣俘虏，萧铣让他当工部尚书。此时萧铣的地盘东到九江、西到三峡、南到交趾、北到汉川，手握四十多万兵力，成了南方大佬。
隋炀帝的死讯传到长安，唐王李渊哭得特伤心，说：我曾北面侍奉他，却没能救他于失道，怎么能不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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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山南抚慰使马元规在冠军县把朱粲揍了一顿。王德仁杀了房彦澡后，李密派徐世积讨伐他。王德仁战败，和武安通守袁子干一起投降，李渊下诏让王德仁当邺郡太守。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勾勒出隋末群雄逐鹿的复杂图景，各方势力的博弈、策略的得失，至今仍能给人诸多启示。
先说李渊集团的“外交破局”。面对薛举联合突厥、梁师都的南北夹击，李渊没有硬拼，而是派宇文歆“赂莫贺咄设，且为陈利害”，既用利益拉拢，又讲清利弊，不仅劝退了突厥兵，还顺势收服了五原郡和张长逊。更妙的是让张长逊“诈为诏书”给突厥，彻底断了薛举的念想。这波操作把“以柔克刚”用到了极致——不费一兵一卒瓦解敌盟，还扩大了地盘，可见乱世中“外交智慧”比单纯的武力更能决定生存空间。
再看宇文化及的“作死之路”。弑杀隋炀帝后，他手握十万骁果军，本有机会争夺天下，却迅速暴露了“庸暗”本质：学隋炀帝摆架子，事无巨细靠亲信，对功臣司马德戡明升暗降夺兵权。这种“刚得势就内斗”的操作，直接点燃了兵变导火索。司马德戡的质问“本杀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道破了叛将集团的致命伤——他们反隋是为了摆脱压迫，却又重走隋炀帝的老路，失去了“拨乱反正”的合法性。最终内斗不止、众叛亲离，只能靠武力镇压维持，这样的势力注定是“昙花一现”。
李密的“错失与困境”也很典型。东都洛阳的内应本是机会，却因“西师已还”错过；收纳王君廓后又“不礼之”，逼得对方转投李渊。这暴露了李密集团的短板：战略判断摇摆，对降将缺乏包容。相比之下，李渊对王君廓“拜上柱国，假河内太守”，哪怕对方曾是盗贼，也能用官职拉拢——这种“唯才是举”的务实态度，正是李渊能不断吸纳力量的关键。
南方的萧铣则演绎了“借势崛起”的样本。他以“梁室故事”为旗帜，用宗室身份凝聚人心，吸纳岑文本等人才，短短时间内从江陵扩张到“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兵力达四十万。但这种扩张也藏着隐患：地盘虽大，却靠“隋末乱世+旧朝符号”快速拼凑，缺乏核心凝聚力（比如丘和最初拒降，李袭志坚守两年才被迫归附）。这也为他后来的覆灭埋下伏笔——表面强大，实则是松散的联盟。
还有两个细节值得玩味：李渊得知炀帝死讯“哭之恸”，说“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这看似是君臣之礼，实则是在抢占“正统”话语权——以“隋臣”自居，既撇清与弑君的关系，又为后续代隋建唐铺垫合法性；而李袭志“世继忠贞”，拒绝学尉佗割据，坚守两年最终城破，则展现了乱世中少数人对“忠”的坚守，虽不合时宜，却成了动荡中的一抹亮色。
整体来看，这段历史像一面镜子：能成大事者，要么像李渊那样懂外交、善纳降、抓正统；要么像萧铣那样借势而起（虽不长久）；而宇文化及这类“有兵无谋、内斗不止”的势力，只能是乱世中的“过客”。这也印证了一个规律：乱世争雄，拼的从来不止武力，更是战略格局、内部团结与人心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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