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德戡等人拔出刀站在旁边。隋炀帝叹息着说：“我犯了什么罪落到这个地步？”马文举说：“陛下您抛弃宗庙，不停地到处巡游，对外频繁打仗，对内极度奢侈荒淫，让壮年男子都死在战场上，妇女儿童都填了沟壑，士农工商都失去了生计，盗贼像蜜蜂一样到处都是；您还专门任用那些阿谀奉承的人，掩饰错误，拒绝接受谏言，这还不算有罪吗！”隋炀帝说：“我确实对不起老百姓；可对于你们这些人，荣华富贵都给你们了，为什么还要这样！今天这事儿，谁是领头的？”司马德戡说：“天下人都怨恨您，哪儿是一个人的事儿！”宇文化及又派封德彝数落隋炀帝的罪过，隋炀帝说：“你也是个读书人，怎么也这样！”封德彝羞愧地退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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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的小儿子赵王杨杲，才十二岁，一直在隋炀帝身边，吓得大哭不止，裴虔通直接把他砍了，鲜血溅到了隋炀帝的衣服上。乱兵想杀隋炀帝，隋炀帝说：“天子死也有天子的死法，怎么能用刀砍呢！拿毒酒来！”马文举等人不答应，让令狐行达把隋炀帝按在地上坐下。隋炀帝自己解开练巾交给令狐行达，令狐行达就用练巾把他勒死了。当初，隋炀帝知道自己早晚会遭难，常常随身带着一罐子毒药，他跟宠爱的姬妾们说：“要是贼兵来了，你们先喝，然后我再喝。”到了叛乱的时候，他回头找毒药，身边的人都跑光了，怎么也找不到。萧后和宫女们拆下漆床的板子，做了个小棺材，把隋炀帝和赵王杨杲一起葬在西院的流珠堂。
隋炀帝每次出巡，常常把蜀王杨秀带在身边，关在骁果军的营地。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后，想拥立杨秀当皇帝，大家商量后觉得不行，就把杨秀和他的七个儿子都杀了。又杀了齐王杨暕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燕王杨倓，隋朝的宗室、外戚，不论老少都被杀了。只有秦王杨浩平时跟宇文智及往来密切，宇文智及想办法保全了他。齐王杨暕一直不受隋炀帝喜欢，父子之间总是互相猜忌。隋炀帝听到骚乱声，对萧后说：“是不是阿孩（杨暕的小名）造反了？”宇文化及派人到杨暕府上杀他，杨暕以为是隋炀帝派人来抓他，说：“皇上的使者慢点儿，我没对不起国家！”乱兵把他拖到街上，就把他砍了，杨暕到死都不知道杀他的是谁，父子俩到死都没把事儿弄清楚。接着又杀了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秘书监袁充、右翊卫将军宇文协、千牛宇文皛、梁公萧钜等人，还有他们的儿子。萧钜是萧琮弟弟的儿子。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还原了隋末“江都之变”的全过程，字里行间不仅展现了一场权力崩塌的血腥闹剧，更折射出王朝末年的深层危机，值得从多个角度审视：
暴政的必然反噬：隋炀帝之死的“因果链”
文中马文举对隋炀帝的斥责——“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堪称隋亡的“诊断书”。隋炀帝的统治核心问题，在于将个人意志凌驾于整个社会的承受力之上：三征高句丽耗尽民力，大运河与东都营造透支财富，持续的“巡幸”更是对地方的无度盘剥。当“丁壮尽、女弱填”成为常态，底层百姓与军队（如关中新募的骁果军）的不满便会累积成火山。
隋炀帝临死前的质问“我何罪至此”，与其说无辜，不如说暴露了帝王思维的盲区：他承认“负百姓”，却对亲信的背叛不解（“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显然没意识到：当统治的合法性（民心、秩序）被彻底摧毁时，“荣禄”不过是流沙上的建筑。他试图用毒酒保全体面却不可得，最终被缢杀，恰是其“奢淫”与“拒谏”的最终注脚——连身边人都已背弃，所谓“体面”早已荡然无存。
兵变的本质：绝望情绪的“借势爆发”
司马德戡等人的叛乱，看似是“将领谋逆”，实则是对“思乡”情绪的精准利用。骁果军多为关中人，长期随炀帝滞留江都（今扬州），“思归”本是人之常情，而“尽鸩杀骁果”的谣言之所以能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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