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得极妙——隋末大乱的根源本就是炀帝的苛政，李渊用“保护象征”（七庙、代王）和“废除恶法”的组合拳，瞬间与旧政权切割，把“起义”变成了“救民”。对比隋官阴世师等人“贪婪苛酷”被斩，更凸显了“民心向背”在乱世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政治正确”的操作，比单纯的军事强攻更能瓦解抵抗，为后来李唐取代隋朝铺好了道义基础。
内部团结是比兵力更脆的“软肋”
李密诛杀翟让的事件，堪称“成也团结，败也内斗”的典型。早期瓦岗军能崛起，靠的是翟让与李密的合作；但随着势力壮大，翟让阵营的“贪愎”（王儒信）、“粗愚”（翟弘）、“争权”（索要财宝、图谋大位），与李密的“猜忌”（闻而恶之）碰撞，最终演变成流血清洗。李密虽然暂时解决了权力纠纷，却留下了“将佐自疑”的隐患——再精锐的军队，一旦人心散了，就成了沙堆。后来李密败给王世充，未必全是军事原因，这场内斗埋下的信任危机恐怕难辞其咎。这也印证了一个永恒规律：对外打天下时，内部的“权力平衡”比“权力独揽”更重要。
领导者的“格局差”决定最终结局
李渊和李密的对比很有意思：李密擅长军事奇谋（黑石之战声东击西、石子河之战侧翼包抄），却在政治布局和内部治理上短视；李渊则相反，军事上稳扎稳打，政治上步步为营——先立代王为帝以“挟天子”，再通过“丞相府总揽大权”逐步架空，同时吸纳李靖这类“有隙”的人才（李世民力保李靖，体现了李家的识人眼光），甚至用“伐树换布帛”解决财政难题，尽显务实与长远。李密像个“战神”，却困于眼前的权力斗争；李渊更像个“政治家”，每一步都在为“建国”铺路。这种格局差异，早已注定了两人的不同命运。
乱世中的“规则”：实用主义至上
无论是李渊“赦单雄信而斩阴世师”（区别对待，分化敌人），还是李密“杀翟让而抚其众”（快刀斩乱麻，稳定大局），甚至李靖“以大义说李渊”自救，都透着乱世的生存法则——道德是装饰，利益是核心。王世充感叹李密“为龙为蛇不可测”，恰恰点出了乱世枭雄的特质：能屈能伸，敢下狠手，更能在杀之后迅速重建秩序。
这段历史说到底，是“生存智慧”与“政治野心”的交织：李渊的“稳”、李密的“锐”、翟让的“庸”，最终在隋末的棋盘上走出了不同的终局。而其中关于“民心”“团结”“格局”的教训，至今仍在反复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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