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弘基以及左领军长史陈演寿、金紫光禄大夫史大柰率领六千步兵和骑兵从梁山渡河，在黄河西岸扎营，等待大军。李渊任命任瑰为招慰大使，任瑰去劝说韩城归降，成功拿下了韩城。李渊对王长谐等人说：“屈突通的精兵不少，离咱们也就五十多里地，却不敢来交战，这就足以说明他的手下不听他使唤。不过屈突通怕担罪责，又不敢不行动。如果他渡过黄河来攻击你们，那我就进攻河东，他肯定守不住；要是他全军守城，那你们就截断他的河上通道：咱们前面卡住他的咽喉，后面拍他的后背，他要不逃跑就肯定会被咱们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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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着隋炀帝在江都的骁果军有很多人逃跑了，隋炀帝很头疼，就问裴矩该怎么办，裴矩回答说：“人要是没有家室，很难长久待在一个地方，不如允许军士们在江都娶妻成家。”隋炀帝听从了这个建议。九月，把江都境内的寡妇和未婚女子都召集到宫下，任凭将士们挑选；要是之前有和女子通奸的，只要自首，就把女子许配给他。
武阳郡丞元宝藏带着武阳郡投降了李密，甲寅日，李密任命元宝藏为上柱国、武阳公。元宝藏让他的门客巨鹿人魏征写了封书信向李密致谢，并且请求把武阳郡改名为魏州；还请求率领自己的部队向西夺取魏郡，向南和其他将领会合夺取黎阳仓。李密很高兴，立刻任命元宝藏为魏州总管，征召魏征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管记室。魏征从小就没了父亲，家里贫穷，但他喜欢读书，胸怀大志，为人洒脱，不怎么在意生计。最开始他做了道士，后来元宝藏征召他掌管文书。李密喜爱他的文辞，所以把他召到自己身边。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隋末乱世中，李渊集团崛起的关键节点，其中藏着太多值得玩味的历史逻辑——既有军事博弈的智慧，也有政治人心的较量，更能看出新旧势力交替的必然。
先看霍邑之战的军事博弈：这简直是一场“精准拿捏对手性格”的经典案例。李渊父子看透宋老生“勇而无谋”又“怕被构陷”的软肋，一边用轻骑挑衅逼他出战，一边用“通敌”的谣言断他后路，把心理战玩到了极致。而战场之上，李世民“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的悍勇，与其说是个人勇武，不如说是“破局决心”的象征——当主帅李渊、李建成一度受挫时，这种舍命冲锋的爆发力，直接逆转了战场士气。更关键的是李渊的“纳谏”：当他想让士兵先吃饭再战时，李世民一句“时不可失”就能让他立刻调整，这种“决策弹性”，远比僵化的指挥体系更适合乱世战场。
再看战后的政治手腕：李渊最厉害的不是打赢了仗，而是打赢后“怎么收场”。军吏质疑“奴隶不应与良人同赏”，他一句“矢石之间不分贵贱”，直接打破了阶级壁垒——这哪是赏功？分明是“用利益换人心”。隋末的核心矛盾之一，就是隋朝皇室“吝惜勋赏”，把基层将士的付出当草芥，而李渊反其道而行之，用“破格封赏”把原本的“奴隶”“流民”都绑上自己的战车。后来他对想回家的关中军士“授五品散官遣归”，更是“低成本拢人心”的高招：给个虚职，换一群“宣传员”，让他们回去告诉关中百姓“李渊懂感恩”，比打十场胜仗都管用。这种“算人心账”而非“算官位账”的思路，正是他能快速崛起的核心密码。
还有扩张中的“弹性策略”：打临汾、绛郡时，对投降的官员（如陈叔达）“礼而用之”，对地方豪杰（如孙华）“握手赐官”，甚至对突厥的支援“兵少马多反喜”——前者是吸纳士族人才，后者是拉拢地方势力，后者更是防着被突厥“裹挟”（兵少则不被控制，马多则增强战力）。最妙的是对屈突通的预判：他算准屈突通“兵虽精却不得人心”，一边派军牵制，一边掐断其退路，“前扼其喉，后拊其背”的布局，尽显“不硬拼而智取”的稳健。
对比之下，隋炀帝的操作就太“反向示范”了：江都的骁果军逃亡，他不想着解决“思乡”“前途”等根本问题，反而让将士强占寡妇处女——这哪是安抚？分明是用掠夺来掩盖统治的无能。这种“用放纵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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