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书佐，他判的那些囚犯被押到刑场的时候，还会朝着西边给韦仁寿拜佛，然后才甘心赴死。唐朝建立之后，爨弘达带着西南的少数民族归附朝廷，朝廷派使者去安抚他们，结果那些使者大多又贪婪又放纵，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甚至有人因此造反。这时候韦仁寿在巂州当都督长史，皇上听说了他的名声，就任命他为检校南宁州都督，暂时把治所设在越巂，让他每年去南宁州安抚一次百姓。韦仁寿这人性格宽厚，有见识有度量，接到任命后，带着五百士兵到了西洱河，在周围几千里的地方走了个遍，那些少数民族的首领一听说他来了，都纷纷归附，跑过来拜见他。韦仁寿按照皇上的旨意，设置了七个州、十五个县，让那些少数民族首领当刺史、县令。他制定的法令清明严肃，少数民族的百姓都很信服。韦仁寿准备回去的时候，那些首领都说：“天子派您来都督南宁，您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韦仁寿借口说城池还没建起来。那些首领一听，马上一起给韦仁寿建城，还盖了办公的房子，十天就完工了。韦仁寿只好说：“我接到的诏令只是让我来安抚你们，可不敢擅自留下来。”那些少数民族百姓都哭着送他，还各自派子弟去朝廷进贡。壬戌日，韦仁寿回到朝廷，皇上特别高兴，就让韦仁寿去镇守南宁，还派兵驻守。
苑君璋又带着突厥人来攻打朔州。
八月，戊辰日，突厥攻打原州。
己巳日，吐谷浑攻打鄯州。
壬申日，突厥攻打忻州，丙子日，又攻打并州，京城都戒严了。戊寅日，突厥攻打绥州，刺史刘大俱把他们给击退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堪称唐初政局的“缩影切片”，既暴露了皇室内部储位之争的血腥暗流，也展现了王朝应对边疆危机的战略分歧，更藏着地方治理的早期智慧，每一处细节都在塑造初唐的政治底色。
储位之争：从“暗斗”到“险棋”，李渊的摇摆埋下祸根
武德七年的“杨文干之乱”，本质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权力矛盾的集中爆发，也是李渊在储位问题上“和稀泥”式统治的直接恶果。
--李建成的“急功近利”：私募“长林兵”、调幽州突骑补东宫、勾结杨文干私送甲胄，甚至纵容元吉刺杀世民，每一步都在突破“太子”的权力边界——他既怕世民的军功威胁储位，又缺乏稳妥的政治手腕，只能用“募私兵”“搞暗杀”这种险招，暴露了其政治格局的狭隘。而元吉那句“为兄计耳，于我何有”，更戳破了兄弟联盟的本质：不过是元吉借建成之手除世民，自己再谋后续的权力真空，皇室亲情早已沦为权力的垫脚石。
--李渊的“致命犹豫”：得知杨文干与建成勾结后，他先承诺世民“还，立汝为太子”，甚至计划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取之易耳”），这本是解决储位矛盾的关键契机；但转头就因元吉、妃嫔的求情，以及封德彝的“营解”而变卦，最终只流放王珪、韦挺等下属“甩锅”，对建成的核心过错轻拿轻放。这种“既想制衡又不敢决断”的态度，不仅让世民的期望落空，更让建成觉得“父皇会护着自己”，反而加剧了双方的猜忌——此后的“胡马害世民”“造谣世民有天命”，本质是建成看透了李渊的软弱，愈发肆无忌惮地打压世民，而世民的“免冠顿首请案验”，也不过是暂时的隐忍，玄武门之变的种子，其实在此时已悄然埋下。
边疆危机：“迁都避寇”与“决战漠北”，战略分歧背后的权力算计
突厥、吐谷浑的频繁寇边（一年之内寇代州、朔州、原州等十余次），是初唐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而“迁都与否”的争论，表面是战略选择，实则是皇室内部的权力博弈。
--“迁都派”的短视与私心：李建成、元吉、裴寂主张“焚长安迁都”，理由是“突厥寇边因子女玉帛在长安”，看似是“避祸”，实则藏着两层私心：一是借“迁都”打乱世民的权力根基——世民的军功多在北方，长安是其天策府势力的核心，迁都意味着世民的兵权、人脉会被削弱；二是“得赂则退”的论调，本质是不愿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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