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英属印度，旁遮普地区，阿姆利则市郊
二月是旁遮普地区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天气凉爽干燥，麦田一片金黄，即将迎来丰收。但在阿姆利则市郊的“圣河”家禽批发市场，此刻却是一片人间炼狱的景象。这里原本是印度西北部最大的活禽交易市场，每天有超过十万只鸡、鸭、鹅在这里被交易，运往德里、拉合尔、甚至孟买。但现在，市场被一道由英印军队士兵和当地警察组成的、佩戴着防毒面具的人墙封锁，市场内部，是堆积如山的、已经开始腐烂发臭的家禽尸体，以及更多奄奄一息、在污秽中挣扎的活禽。
市场入口处，一群锡克教农民正与英国军官对峙。为首的是一位留着大胡子、包着红色头巾的老农，辛格·卡塔，他是附近几个村庄的“潘查亚特”（长老会）头人。他身后，几十个同样包着头巾、手持农具的锡克男人，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辛格先生，我再说一遍，”英印军队的哈里森少校，一个三十多岁、脸色严峻的英格兰人，用带着浓重伦敦口音的印地语喊道，他的防毒面具让声音显得闷闷的，“根据总督府和印度卫生部的联合命令，这个市场所有的家禽，无论死活，必须立即扑杀、焚烧、深埋！这是为了防止禽流感扩散！你们必须立刻离开，这里已经被划为疫区！”
“扑杀？焚烧？”辛格·卡塔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他指着市场里那些还在扑腾的鸡，“这些鸡是我们全家一年的收入！我儿子娶媳妇的钱，我女儿嫁妆的钱，都指望这些鸡！你们说烧就烧？补偿呢？你们答应每只鸡补偿两个安那，现在又说补偿要‘等伦敦批准’！等你们批准，我们全家都饿死了！”
“这是为了公共卫生！为了整个印度的安全！”哈里森少校试图解释，但他自己都知道，这话在饥饿的农民面前多么苍白。英国殖民政府确实承诺了补偿，但程序繁琐，官僚主义严重，款项迟迟不到。而疫情不等人。
“公共卫生？”一个年轻的穆斯林农民挤上前，他叫阿里·侯赛因，来自附近的村庄，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不停地咳嗽，“我父亲，我母亲，我妹妹，吃了自家的鸡，都病了！高烧，咳嗽，吐血！现在躺在家里等死！镇上的医院满了，英国医生只给白人看病！你们说的公共卫生，就是让我们印度人等死吗？”
人群爆发出愤怒的吼声。士兵们紧张地举起枪，枪口对准农民。空气紧张得像要爆炸。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轿车穿过尘土飞扬的道路，停在封锁线外。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是穿着考究西装、戴着圆顶礼帽的印度人，大约五十岁，是英属印度立法议会议员、国大党温和派领袖莫蒂拉尔·尼赫鲁的助手钱德拉·鲍斯。另一个是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的欧洲人，他是世界卫生组织（刚刚由国际联盟紧急成立）的特派流行病学家、法国人让-吕克·杜邦博士。
“少校！请冷静！”鲍斯快步上前，用流利的英语对哈里森说，“我是立法议会的鲍斯，这位是杜邦博士。总督府已经授权我们前来调查并协助处理疫情。暴力解决不了问题！”
哈里森少校松了口气，但依然警惕：“鲍斯先生，这些人拒绝撤离，还试图冲击封锁线。我们必须扑杀这些家禽，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杜邦博士走到市场边缘，没有戴防毒面具，只是用手帕捂住口鼻。他锐利的目光扫过市场内堆积的尸体和奄奄一息的活禽，又看了看那些愤怒而绝望的农民。然后，他转向哈里森，用带着法语口音的英语说：“少校，扑杀是必要的。但你们的方法错了。这些家禽尸体堆积在这里，没有及时处理，本身就成了最大的传染源。腐败产生的气溶胶，混杂着病毒，会随风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你们没有给农民任何希望。没有补偿，没有医疗，只有枪口。这只会把健康的农民也逼成病人，或者暴民。”
他走到辛格·卡塔面前，用生硬的印地语说：“老先生，你们的鸡，必须处理。但我会向总督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申请紧急基金，按市价补偿你们的损失。同时，我们会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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