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设结论服务的干扰信息，并在关键证据旁提供简洁的“事实锚点”提示，帮助用户抵御信息迷雾。
同时，梁露团队制作了系列短片《真相不需要那么多注释》，用最直白的方式，回击那些解构论调：
“无论有多少‘角度’，暴力就是暴力。”
“无论有多少‘背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就是最基本的底线。”
“为罪恶寻找‘复杂性’，本身就是在为罪恶开脱。”
（三） “新芽”的韧性：模拟法庭上的交锋
面对这股试图“解构一切”的思潮，“新芽”计划迎来了最严峻的考验。孙鹏飞和程俊杰决定，在东海大学周边的一场大型公开活动中，组织一场围绕银行大厅事件的“模拟法庭”。
这场模拟法庭完全按照真实司法程序进行，邀请了法学专家、心理学家以及随机挑选的观众担任陪审团。李明远团队的一名助理教授甚至作为“特邀观察员”到场。
控辩交锋异常激烈。
“辩方”律师（由一位擅长思辨的学生扮演）几乎完全复刻了《前瞻视野》文章中的论点，极力渲染事件的“复杂性”，试图将危暐的行为归结为“情境下的失控”，将鲍玉佳的行为描述为“可能包含其他动机”，并质疑将此事上升为社会象征的“合理性”。
担任“检察官”的程俊杰，则放弃了宏大的叙事，而是采取了最笨拙也最有效的方式——他将“记忆锚点”中保存的、经过区块链验证的证据，一件件呈堂：清晰的监控录像、老赵的伤情鉴定报告、危暐过往行为记录、以及银行内部当时关于VIp客户优先权的规定文本。他没有过多阐述，只是让证据自己说话。
最关键的时刻，孙鹏飞请出了“特别证人”——通过全息投影技术“出庭”的、老赵女儿的一段采访录像。她没有讲述大道理，只是平静地回忆了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以及事件发生后，家庭是如何一步步陷入绝望的深渊。当她说到“我爸爸只是尽了他的责任，他相信规则会保护他”时，现场一片寂静。
陪审团的评议时间比预想的长。最终，尽管“辩方”极力解构，陪审团依然一致认定“危暐”有罪。一位担任陪审员的大学生事后接受梁露采访时说：“那些复杂的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当你看到确凿的证据，听到受害者家人真实的痛苦，你就会明白，有些底线，不容解构。”
这场模拟法庭，像一次成功的“免疫应答”，让许多年轻人在亲身参与中，识别并抵御了那种试图模糊是非的“理性”毒药。
（四） 深处的连接：李明远与“深渊”
与此同时，魏超协调的国际情报网络，以及张帅帅和沈舟持续的技术追踪，终于捕捉到了李明远与“深渊回忆”之间更深的连接。
他们发现，李明远在境外一个隐秘的学术论坛上，使用化名与“深渊回忆”的核心成员进行交流。交流内容并非简单的买卖篡改资料，而是涉及更深层次的“合作”：李明远为其提供经过学术包装的“理论框架”，用以指导“深渊回忆”的篡改行动，使其更具“可信度”和“学术迷惑性”；而“深渊回忆”则为其提供定制化的“历史数据清洗”服务，并利用其暗网渠道，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李明远的“思想产品”。
“他不是简单的客户，他是共谋，是理论供应商！”张帅帅将关联证据摆在桌上，“他的整个学术体系，很可能就是建立在由‘深渊回忆’精心伪造的‘史料’基础之上！”
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追踪到一笔从李明远控制的一个海外基金会流向“深渊回忆”的巨额资金，备注是“专项研究——历史认知优化项目”。
“他在系统性地制造和传播经过伪装的‘毒思想’，”陶成文面色凝重，“‘深渊回忆’是他的手术刀，而他的笔，则是为这把刀涂抹麻药的工具。”
（五） 抉择时刻：拔除“暗根”
证据链已经相对完整，足以对李明远发起致命一击。但时机依然敏感。
林奉超指出：“公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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