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州之夜:在老宅烛光下拼合碎裂的镜像
深夜十一点,福州闽侯县。
那间七十平米的老宅客厅里,只亮着一盏昏黄的台灯。白日里专案组的到访,像一块投入深潭的石头,激起的涟漪此刻才缓缓扩散至底部。韦娟送走警察后,没有开大灯,而是翻出母亲生前用的老式烛台,点上一支白蜡烛。
烛光摇曳,墙上那些褪色的奖状在光影中仿佛重新拥有了生命。韦娟的目光从“三好学生”移到“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再移到“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她的手指轻轻拂过玻璃相框下那张全家福——少年韦晖的笑容干净得刺眼。
手机震动,是陶成文发来的加密信息:“韦女士,感谢今日坦诚。我们已返回云海,但有些问题仍需厘清。若您不介意,能否回忆更多韦晖在2008-2011年项目期间的具体言行?任何细节都可能帮助我们理解他后来的转变。”
韦娟没有立即回复。她走进里屋,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蒙尘的纸箱——那是韦晖离家前寄回的最后一箱私人物品,她从未完全打开过。
纸箱里没有值钱物品,只有笔记本、打印稿、几本夹着便签的专业书,以及一个老式mp3播放器。她戴上耳机,按下播放键。
第一个音频文件标注着:“2009.3.15 云海市下岗工人访谈-刘建国”。
沙沙的背景音后,一个苍老而激动的声音响起:
“……改制?那是好听的说法!我们三千多工人,说下岗就下岗。补偿金?那点钱够干什么?我儿子要结婚,闺女要上学,老婆还有糖尿病。我去找厂领导,领导说‘要顾全大局’。我去找街道,街道说‘要自力更生’。我去找以前帮过的亲戚借钱,人家躲着走。”
“后来呢?后来有个老乡说有个‘国家扶持项目’,投五万,三个月返八万。我把补偿金全投了,还借了三万。结果呢?屁都没有!那老乡也跑了。我去报案,警察说这是经济纠纷,让我去法院。我去法院,法官说证据不足。”
录音里,韦晖的声音很轻:“刘师傅,您觉得……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老人沉默很久,突然哭了:“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谁都不能信了。单位不能信,政府不能信,亲戚不能信,老乡也不能信。我现在每天醒来就想,今天该恨谁?恨厂长?恨骗子?还是恨我自己蠢?”
录音到此中断。韦娟的手指微微发抖,她快速点开下一个文件:“2010.7.22 田野笔记摘要-韦晖”。
这次是他的独白,语气冷静得像在做实验报告:
“第七十七个样本显示:当制度信任(单位、政府、法律)崩塌后,个体转向人际关系信任(亲朋、老乡),但这种转向往往伴随两个后果:一,信任圈急剧缩小至血亲或极少数挚友;二,对外部世界的敌意与戒备呈指数级增长。”
“更危险的发现是:在信任双重崩塌的创伤中,个体会产生强烈的‘简单答案渴求’。样本刘建国在访谈最后反复问:‘教授,你告诉我,到底是谁的错?你给我个人名,我去找他拼命!’他不需要复杂分析,只需要一个明确的仇恨对象——哪怕这个对象是错的。”
“这指向一个可怕的可能性:当社会信任结构出现系统性裂痕时,最先填补真空的,可能不是更完善的制度,而是极端简化的叙事和强人权威。因为痛苦的大脑,拒绝处理复杂信息。”
韦娟闭上眼睛。她突然明白了哥哥后来那句话——“更诚实的方式,也许是推倒它,记录它倒塌的每一个细节”。
他不是在为自己后来的罪行找借口,他是真的相信:既然“修复”注定徒劳,那么不如彻底摧毁,然后在废墟上做实验,寻找“新建筑”的理论基础。
而张坚,就是他选中的“推倒实验”的第一个大型样本。
手机再次震动,这次是鲍玉佳的信息:“韦姐,我是今天来访的社区警察。不知道你方不方便看看这个?这是云海市一位市民在看了你哥哥的故事后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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