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翼翼别在胳膊上，走路都故意把左胳膊抬得高一点。
那天路过辽大，辽大门前有很多人进进出出，我央求妈妈进辽大看看。我没看到徐大哥所说的“书香模样”，只是看到满墙的标语和匆匆走过的人。倒是外语楼的爬山虎，在一片红与黑里绿得扎眼。
妈妈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仿佛那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一般，小心翼翼地绕开那一堆堆写满了各种标语和口号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在风中微微飘动，像是在诉说着什么秘密。
我们路过一间半开着门的教室，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黑板上，照亮了那半行尚未被擦去的外文。粉笔灰在阳光里飞舞，仿佛是一群小精灵在欢快地跳跃。我被这奇妙的景象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想要凑近去看个究竟。
然而，就在我准备迈步向前的时候，妈妈突然用力地拉住了我，她的声音低沉而急促：“别看了，咱们回家。”我有些诧异，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这么紧张。但看到她严肃的表情，我还是乖乖地跟着她离开了。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过来，妈妈之所以会那样做，并不是担心我会给她带来什么麻烦，而是害怕我看到她内心深处隐藏着的那道伤疤。
那是在伪满时期，妈妈还在上高小，而大姨则在上国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日语被视为“国语”，无论是算术还是音乐，都必须用日语来回答。如果考不过，就意味着无法顺利毕业。
那些年学的日语，本应是一门有用的技能，却在后来成为了她心中无法言说的“罪证”。由于那段特殊的历史背景，她和大姨只能在饭店里默默地当服务员，甚至连一句简单的“谢谢”都不敢用日语说出口，生怕会被人指着鼻子大骂“汉奸”。
那一天，我在辽宁大学外语楼前，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好奇。于是，我直接问妈妈：“您为什么不去当翻译呢？”然而，我没有意识到，这句话恰恰戳中了妈妈内心深处最不敢触碰的伤口。
时间匆匆流逝，转眼间已经过去了半年。当我再次见到徐大哥时，他已经从大连回来了，跨栏背心换成了旧棉袄。他说：“学校停了课，火车也开不了了。”
他蹲在大院门口抽烟，烟头烫得地面一个小黑点，说：“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跟我爸学修自行车。”我看着他，突然觉得那件印着校名的背心，好像再也不会出现在夏天的阳光里了。
日子一天天过，我戴着红卫兵袖标去过大大小小的地方，却再没去过辽大。直到十七岁那年，我到辽大隔壁的电校上学，直至留校在那工作。我几乎每天都会路过辽大校门，都能看见那栋外语楼。爬山虎还在，长得更密了，把墙遮得严严实实。有次我看见一个穿蓝布衫的女老师，在楼前教学生读外文，声音轻轻的，像风吹过树叶。
我开始在下班后去辽大的操场散步，看学生们打球、背书，看外语楼的灯亮到深夜。
我中学的一个同学在辽大外语系，当时我英语考分很低，辽大来面试我后被淘汰，而他被录取了。我去外语楼看他时，认识了教他的老师周老师。
周老师教日语，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温温柔柔的。他说以前这栋楼里教着英、俄、日三种语言，伪满时全被改成了日语教室，后来才慢慢恢复过来。我想起妈妈夜里和大姨的日语对话，想起她攥着我手时的紧张，突然就红了眼眶。
有一次在校园里，周老师看见我盯着外语楼的方向发呆，就笑着说：“那楼里的爬山虎有几十年了，文革时都没被砍，命硬。”
我跟他说起妈妈的事，说起徐大哥的背心，说起那年夏天的红袖标。他听着听着，从包里拿出一本旧日语书，说：“你妈妈说得对，学外语是为了成为国家与世界交往的人才，可那时她不得不藏着掖着。”
我们就这样熟悉了，我那时把日语当作第二外语，想通过学日语扩展科技视野。周老师会借给我日语课本，教我读简单的句子，我会给他讲电力系统的故事。有次我问他：“你说，我现在学日语还来得及吗？”他指着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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