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在，邵庶：《邑令延平陈公去思碑》，万历《休宁县志》卷 7《艺文志·记述》，抄明万历刻本。
甚至连五县的驻军都被吓跑了。
驻军的把总赵涞是歙县人，更是连夜逃回了歙县，给兵备道说五县要造反，待不下去了。
五县听到自己被打成造反分子，直接有样学样，反咬一口说歙县要造反。
他们挟制县衙，开始朝外派发公文，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诸布政司发函。
信中说，五县遭到了数万歙贼的攻打，县令被抓了，连兵备道都被围了，不日就要占据徽州府，越境四出，争夺天下。
一时间半个南方震动。
民乱到这个地步，应天巡抚才终于决定调动兵备道弹压，一面出兵守境，一边公文威慑——“如有一县一人敢倡言鼓众者，先以军法捆打，然后问遣，决不姑息。”
事情眼看不可收拾，风闻奏事的御史自然听了风声。
当即上奏朝廷，说闹这么大，要解决根源才行，丝绢案到底公不公道啊？是不是殷正茂偏帮乡人啊？
五县好歹是将统战价值打出来了。
文华殿下来诏书，让徽州府重新合计合计。
第一轮合计，说这笔丝绢税，咱们按人口均分，歙县出4145两，五县出2000两，剩下500两府衙想办法，行不行？
五县眼睛一瞪，嗯？
徽州府无奈，只好说，府衙征收的某项军需，其实每年结余1950两，以前都是提留的，之后上交给朝廷抵补五县的份额好了。
府衙出钱，终于把六县哄了过去，歙县均分了，五县又没有实际承担。
至于剩下五百两，最后由兵备道小心翼翼出面说，自己这些年收徽州府的军需，不小心重复收了两笔，以后我只收一笔，正好省出来五百两——也就是前文说到的“协济税”了。
具体分配在程任卿:《丝绢全书》卷 6《奉都院吊取各邑认状宪牌》，第572页。
事情到这里基本也就结束了。
朝廷本想追究在这件事情里面出力的豪右，但诏书到了徽州府，衙门回文给朝廷《本府回无豪右申文》，没有豪右，自然也就没得人抓嘛。
最后帅嘉谟还是充军，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
反倒是搞议事局的程任卿最犯忌讳，直接给首领判了斩监候，死缓。
当然，在明朝搞民乱一般是不会死的。
程任卿在牢里没事干，就把这件事的资料搜集起来，写了一本《丝绢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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