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土地变商楼 村民进高层（一八三）



不得不说，春节这个古老的传统节日越来越变得让人捉摸不透。

小时候，春节是一场从腊月二十三就开始酝酿的宏大工程：扫房要掀开每一块地板，蒸馒头要守着灶火通宵，窗花是奶奶一剪一剪雕出的凤凰，守岁要听爷爷讲完三遍“年兽”的故事，放鞭炮得在大年初一凌晨五点准时点燃，拜年则要穿上最体面的新衣，走街串巷，磕头作揖，换来一把糖果和一句“长命百岁”。每一个环节都像仪式般庄重，连空气中都飘着“年味儿”——那是柴火、腊肉、爆竹、墨香混合成的独特气息，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人间烟火。可如今，春节越来越像一场“强制停机”——人回来了，心还在加班；饭吃了，味同嚼蜡；红包发了，转头就忘；春联是打印的，窗花是塑料的，年夜饭是外卖的，春晚是背景音。我们不禁要问：那个曾经让全中国人“总动员”的节日，怎么就成了“赶紧过完好上班”的七天假期？那个曾让游子千里归乡、老少翘首以盼的“年”，为何如今只剩下疲惫与应付？

过去的春节，是物质匮乏年代里一年一次的“奢侈”。新衣要穿到正月十五才舍得换下，糖果要藏在柜子最深处，每天只准吃一颗，肉馅饺子是年夜饭的压轴大戏，连酱油都要省着用。当稀缺成为仪式，期待自然高涨，连等待都成了幸福的一部分。可如今，网购24小时送达，新衣随时买，火锅周周吃，进口水果、海鲜大餐早已不是年节专属，春节的“物质buff”被日常消解，剩下的只有流程：抢票、返乡、被催婚、聚餐、返程、抢初七的高铁。年，不再是“盼来的”，而是“赶完的”。

更尴尬的是，仪式本身也在“内卷”。过去贴个“福”字、挂串红灯笼就是年味，现在没个手写春联、非遗窗花、故宫文创红包、定制家宴、全家福写真，仿佛就不够“讲究”。当仪式感需要“拍照出片”才能成立，春节就成了社交平台的“年终KPI”，而不是内心的情感需求。于是，很多人干脆“躺平”：不串门、不拜年、不抢头香，甚至不回家——既然做不到“精致过年”，那就“敷衍”保平安。有人调侃：“过年不是过给祖宗看的，是过给朋友圈看的。”可当所有人都在演，谁还愿意真？

春节的核心是团圆，但“团圆”正在变成一种“物理同框”。一家人围坐，却各自刷手机；年夜饭桌上，长辈努力找话题，问“工作累不累”“有没有对象”，晚辈礼貌性微笑，心里盘算着初八的会议；拜年时，孩子鞠躬像打卡，老人发红包像完成任务，连祝福语都成了复制粘贴的模板。亲情没有消失，只是被“代际时差”稀释了。年轻人在大城市习惯了独立与边界，回家却要面对“你怎么还不结婚”“你表妹孩子都会打酱油了”的连环追问；长辈则委屈：“一年就见一次，还说不得？”双方都在“尽义务”，而非“享天伦”。当团圆变成“社交压力容器”，敷衍就成了自我保护：早点吃完、早点散场、早点回房刷剧，成了新一代的“春节三件套”。有人苦笑：“回家七天，心理恢复三个月。”

传统春节不仅是家庭仪式，更是社区狂欢。腊月里，街坊一起杀年猪、写春联、蒸年糕，谁家蒸坏了就互相送一锅；除夕夜，全村守岁、放鞭炮，鞭炮声此起彼伏，像一场盛大的交响乐；初一早晨，挨家挨户拜年，小孩兜里塞满糖果、瓜子、花生，笑声在巷子里回荡。这种“集体欢腾”让春节有了公共性，有了温度，有了人情味。可城市生活把人们打成了“原子”。你对门姓什么都不知道，更别提交换饺子馅。禁放令让鞭炮声消失，高楼让祠堂消失，物业让“扫房”变成保洁阿姨的“钟点工订单”，连贴春联都得看物业是否允许。春节退回到“防盗门”以内，只剩一家人“干瞪眼”。当节日失去公共空间的托举，再热闹的春晚也填不满“窗外寂静”的落差。有人感慨：“小时候过年是全村的事，现在过年是全家人的事，再后来，成了一个人的事。”

在“效率至上”的时代，春节越来越像“带薪停机”。很多人腊月二十八还在加班，正月初六就返程抢票，真正休息不过三四天。路上两天，应酬两天，剩下一天“躺平回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