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我们：诗意的栖居首先应当是语言的栖居，而真正的语言永远扎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中。
《红靓仔》最终让我们明白：诗歌的现代性不在于追逐国际潮流，而在于如何深刻地表达特定人群的生存体验。树科用粤语写下的这些诗句，既是对财富世袭现象的讽刺，也是对文化身份的确证。在这首诗中，方言不再是文学的装饰，而成为思想本身——这种将语言提升为本体的努力，或许正是当代诗歌最值得珍视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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