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树科诗中的\"孤儿\"意象，恰是这些社会\"被甩者\"的绝佳隐喻。
这首诗的地域特质非但没有限制其普遍性，反而通过\"具体性\"达到了更广泛的共鸣。正如爱尔兰诗人希尼所言，真正的普遍性必须通过\"地方\"的窄门才能到达。树科对粤北韶城特定人群的描绘，恰恰揭示了当代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阶层固化、资源分配不公、文化资本垄断。诗中\"孤儿\"与\"少爷小姐\"的对立，实际上是整个后改革时代中国社会分化的缩影。
从文学史角度看，树科的粤语诗歌实践延续并发展了自黄遵宪\"我手写我口\"以来的方言诗歌传统，同时注入了当代批判意识。与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精英主义倾向不同，树科选择向下挖掘，从方言和市井生活中汲取反抗能量。这种取向与近年来\"底层文学\"的兴起相呼应，但树科避免了多数底层文学作品的直白控诉，而是通过诗性转化实现了更持久的美学抵抗。
《我情愿嫁俾一个孤儿仔》最终超越了一首情诗的范畴，成为一曲边缘者的文化抗争宣言。通过粤语方言的诗性运用，树科不仅保存了一种濒危的语言记忆，更为所有被主流话语压制的声音提供了发声模板。在这个意义上，这首诗实现了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所期待的\"翻译\"功能——让被历史遗忘者的微弱声音重新被听见。当抒情主人公高喊\"我嫁哈，噈嫁孤儿仔\"时，她实际上是在宣告：边缘不是缺陷，而是另一种完整；弱势不是耻辱，而是另一种骄傲。这种宣告，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诗性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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