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方言的抵抗与诗意的栖居》

程中必然流失的生命体验与地域感知。

从文化政治视角看，这首诗无意中触碰了\"一国多语\"的敏感神经。在语言政策趋向标准化的背景下，方言诗歌成为微型的文化抵抗形式。但树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未将粤语浪漫化为纯粹的抵抗符号，而是坦诚展现了方言使用者在当代的尴尬处境——即便只是\"写下诗\"，也会被卷入莫须有的权力争夺指控。这种困境印证了霍米·巴巴关于\"文化混杂性\"的论述，在普通话与粤语的夹缝中，诗人既不能完全回归方言的纯粹性，又不愿彻底臣服于标准语的收编，只能在这种张力中寻找暂时的平衡。

诗歌最后一行标注的创作地点\"粤北韶城沙湖畔\"，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地理注脚。这个具体到湖畔的精确坐标，与诗中扞卫的语言本土性形成互文，暗示着方言与地方经验的不可分割。正如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所言，每个记忆都有其对应的空间锚点，而树科的粤语正是连接他与沙湖畔的存在纽带。当全球化浪潮试图将所有人连根拔起时，这种根植于方言与地域的写作，成为了对抗普遍主义暴力的诗意方式。

回望整首诗作，树科以近乎直白的方言倾诉，构筑了当代文化场域中一个发人深省的悖论：越是坚持用母语表达最个人的情感，就越是被迫卷入公共领域的权力话语争夺。这种困境恰恰印证了哈贝马斯\"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的论断——即便最私密的语言选择，也难以逃脱被政治化解读的命运。而诗歌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勇敢展示了这种困境，并通过方言本身的坚韧存在，证明了个体在标准化浪潮中保持差异性的可能。

《我噈喺想讲白话》这首短诗，就像沙湖畔的一株方言植物，以其倔强的生长姿态，证明了多元语言生态的必要。在语言趋同化愈演愈烈的时代，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民主，不在于所有人都说同样的话，而在于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说出心底最真实的句子。正如诗人所愿，或许我们真该\"以己之心度人\"，理解那些执着于方言书写者背后的存在焦虑与文化乡愁。因为保卫语言多样性，最终是为了保卫人类表达可能性的广阔光谱，让每种情感都能找到其最贴切的语言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