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暗示可留一命）判处终身苦役，立即押往条件最恶劣的东部矿山服刑。
弗雷赫尔·冯·德·戈尔茨伯爵及其两名容克同谋，犯叛国罪、谋杀未遂罪、伪证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以绞刑方式立即执行，并剥夺其本人及直系后代所有贵族爵位、头衔及相关特权，其家族财产大部分收归国有。
涉案犹太工厂主，犯资助叛国罪，判处二十年监禁，并没收其名下99.9%的财产充公。
判决迅速执行，皇帝的亲临和毫不留情的雷霆手段，迅速地席卷了整个普鲁士容克阶层和上层社会。
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任何试图再一次挑战皇权、破坏帝国新秩序的行为，无论其出身如何高贵，背景多么强大，都将付出最惨痛的、包括生命和家族传承在内的代价。
1917年12月17日，安纳托利亚东部，萨卡里亚河上游崎岖的山地。
奥斯曼帝国的内战进入了最后阶段，在由汉斯·冯·塞克特将军领导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直接策划和现场指挥下。
忠诚于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的政府军主力，在获得了大量德制105毫米轻型榴弹炮、迫击炮和G08机枪的加强后，向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国民军残部盘踞的最后几个易守难攻的山区据点发起了决定性的总攻。
战斗从清晨开始就异常激烈。政府军士兵在德国顾问的督促和炮火掩护下，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仰攻。
凯末尔的国民军士兵则凭借对地形的熟悉，隐藏在岩石和简陋的工事后面，用步枪、手榴弹和少数机枪进行着顽强的抵抗，每一块岩石，每一道山脊都成了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
一位前线德军顾问在向后方汇报时描述：“…进攻异常艰难。国民军抵抗意志惊人，他们缺乏重武器，但射击精准，且擅长利用地形进行短促反击。我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第43步兵团在夺取07号高地的过程中，遭遇敌军猛烈火力，伤亡估计超过一百人…”
另一位观察员记录：“…凯末尔的部队显然已经到了极限，他们弹药匮乏，伤员无法得到有效救治，后勤补给几乎没有他们的战士只能挨饿或者吃虫子，但仍在依托最后的天险死守。其核心阵地上飘扬的旗帜始终未被击落。”
然而，实力的差距终究无法单纯依靠意志弥补，至下午三时，在德军顾问呼叫的密集炮火覆盖了国民军主要阵地后，政府军终于在多处突破了防线，双方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战。
最终，国民军核心阵地被攻占，残部在夜色掩护下，跟随凯末尔向更东部的深山溃散。
此战，苏丹政府军方面伤亡失踪约2800人；凯末尔的国民军损失更为惨重，估计超过4000人伤亡或被俘，其有组织的抵抗能力被基本摧毁。安纳托利亚的平叛战争，以苏丹政府的惨胜告终。
然而，就在奥斯曼帝国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东方平叛之时，其南方的阿拉伯行省却燃起了新的、更具威胁的烽烟。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大马士革和麦加，来自汉志、内志及叙利亚地区的阿拉伯部落首领与新兴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秘密会见了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
与之前讨论有限自治不同，这一次，阿拉伯方面的要求变得异常激进和统一。
他们的首席代表，麦加谢里夫侯赛因的使者，明确而强硬地提出：“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世界的统治已经结束了，我们要求的是彻底的政治分离，是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或者，至少是承认汉志、叙利亚、伊拉克等地成为完全独立于伊斯坦布尔主权之外的阿拉伯王国！”
他们甚至援引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某些场合提及的“民族自决”原则（林晓：“嘿，你他娘的可真是个天才。”），要求奥斯曼帝国必须放弃对所有阿拉伯行省的法理主权和实际控制权。
谈判迅速陷入僵局，甚至充满了火药味，奥斯曼代表无力答应如此苛刻的条件，而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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