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18日，英国，曼彻斯特，一家名为“铸铁工人”的酒馆。
这家酒馆曾是工人们下班后畅饮苦啤酒、高谈阔论的地方，如今却弥漫着一股更浓烈、更绝望的劣质烟草、私酿杜松子酒的刺鼻气味，以及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
墙上斑驳的维多利亚风格壁纸上，还依稀可辨几年前庆祝战争初期“胜利”时张贴的泛黄海报边缘，如今已被煤灰、潮湿和岁月侵蚀得面目全非，吧台后面架子上的酒瓶空空荡荡，如同顾客们的钱包和眼神。
一台老旧的木质外壳收音机，嘶嘶啦啦地播放着英国广播公司海外频道的节目。
播音员的声音努力维持着一种刻板的庄重，内容是流亡渥太华的丘吉尔政府再次发表的声明，呼吁英国人民“保持不屈的意志”，“对最终的胜利抱有坚定信心”，并严厉谴责德意志帝国的“大陆暴政”和其针对流亡政府的“系统性谎言与诽谤”。
然而，酒馆里的反应不是激昂的附和，而是一片死寂，间或夹杂着几声毫不掩饰的、带着苦涩的嗤笑。
“胜利？信心？”一个坐在角落、手臂上带着狰狞伤疤、名叫汤姆的退伍老兵猛灌了一口杯中浑浊的液体，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
“拿什么去胜利？我们的军队在哪里？皇家海军剩余的剩余的主力舰现在是不是在替德国人护航？伦敦塔桥上飘着的是该死的欧盟旗！而丘吉尔先生和他的内阁老爷们，在加拿大温暖的别墅里喝着下午茶，吃着烤牛肉，却要我们在这里挨饿受冻，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从天上落下来的德国炸弹吗？”他的话语引发了周围几桌低沉的抱怨声。
“他说德国人的宣传是假的，”另一个穿着沾满油污工装、面色憔悴的年轻工人阿尔菲嘟囔道，他刚刚失去了船厂的工作。
“可至少德国人现在能让巴黎的工厂重新转起来，能让法国人，甚至我们这边靠近海峡的一些地方，勉强吃上饭，有活干。”
“我们呢？配给制比以前战争时期还要严苛，黑市面包的价格快赶上黄金了，50万英镑一个，工作机会一天比一天少……这该死的‘坚持’，到底是为了谁？”
酒馆老板，一个名叫哈罗德的光头中年人，一边用一块脏兮兮的抹布机械地擦着本就干净的玻璃杯，一边深深地叹了口气，声音不大，却足以让附近的人听见：
“我儿子，杰克……他死在了索姆河，为了什么‘国王和国家’，现在，国王陛下据说去了印度德里，国家……国家在哪里？”
“也许柏林电台里那些刺耳的声音，说的不全是错的，那些大人物，在灾难来临前，早就坐上了最快的船，把我们这些平民像旧家具一样抛弃在这里了。”他的话语中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被掏空了的麻木。
类似的场景，在英国的许多工业城市和凋敝的乡村悄悄上演，柏林发动的凌厉舆论攻势，像一把冰冷而精准的解剖刀，不仅剥开了流亡政府赖以生存的“合法性”和“道德光环”，更将血淋淋的现实远离故土、依赖施舍、无力改变现状甚至无法有效沟通暴露在普通民众面前。
持续恶化的物资短缺、日益加剧的安全威胁，以及对未来深深的迷茫，极大地消耗了英国民众残存的耐心。
1918年10月22日，法属阿尔及利亚，奥兰港。
地中海灼热的阳光炙烤着水泥码头，咸腥的海风裹挟着尘土和鱼腥味，一艘船体锈迹斑斑、悬挂着某南美小国旗帜的旧货轮“海螺号”，在拖船的引导下，缓慢而笨拙地靠上了偏僻的泊位。
夏尔·埃兰准将，身形依旧挺拔，他和几名核心部下站在码头的阴影里，焦急地等待着。
这艘船是他们耗费了巨大政治资本和所剩不多的宝贵外汇，通过几经周折的隐秘渠道，从阿根廷采购的一批奎宁、磺胺等基础药品和一些关键的无线电通讯零件。
对于缺医少药、与本土联系时断时续、几乎处于信息孤岛状态的自由法国运动而言，这批物资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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