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着名文学家张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演员代替古人说话，代替古人欢笑，代替古人愤怒；如今的文人写文章也与此相似。演员登上舞台模仿古人，走下舞台仍然是演员本身；现在的文人写出来的作品也同样如此。”
这句话犹如一把锐利无比的金针，轻易地刺破了千百年以来笼罩在文人创作之上的那层看似华丽却实则空虚无物的脓疮。它所描述的不仅仅是某种特定文风带来的弊病和危害，更揭示出了一种深层次的精神危机与困境——当文学创作逐渐演变成单纯的表演行为时，当创作者的思想仅仅被当作可以随意穿戴脱卸的戏装时，那么那些提起笔来想要表达自己观点和情感的人们，到底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发言人呢，还是一群只能站在文字构筑而成的舞台中央，戴起古人面容、学着他们腔调念念有词的滑稽小丑罢了。
诚然，这所谓的“代古人语”的第一重境界，实际上就是一种技巧性的模仿和形式上的复刻罢了。这种现象似乎已经成为了每一个文人在成长道路上都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这些文人们往往会沉浸在秦汉时期那种雄浑壮阔的文风之中无法自拔，并努力地去效仿唐宋八大家作品中的起承转合之妙处；他们对于古人所使用过的那些华丽辞藻、精妙句法以及各种着名的历史典故等更是烂熟于心，可以说是信手拈来。
因此当他们提起笔开始写作的时候，就会极力追求能够达到与古代先贤们相似甚至一模一样的程度。这就好像是那些优秀的演员登上舞台之后一样，无论是举手投足之间还是一颦一笑之时，都会想尽办法让自己看起来像是真正的古人一般真实可信。乍一看上去，这样的文章或许确实有着古朴典雅的气息和绚丽多彩的文采，让人感觉仿佛是古代的圣贤重新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之上。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年韩愈大力提倡的“陈言务去”其实质目的乃是要彻底摒弃掉六朝时期那股奢靡浮华的陈旧风气，从而创造出一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崭新风格。可要是后来者仅仅只是把“古文”当成了另一种全新的标准或者规范来加以尊崇并继续进行下一轮的模仿活动的话，那么这岂不是又陷入到了一种更为深沉的“陈言”泥沼当中呢？这便陷入了“优人登台肖古人”的窠臼，笔下流淌的，是别人的血液，而非自己的心跳。
然而，更为深沉的悲哀却隐藏在这表面的繁荣之下——“下台还有人”。尽管舞台之上的表演精彩纷呈，但毕竟只是短暂且虚幻的存在。当那一身华丽的装扮被褪去之后，那些所谓的优伶们便又回归到真实的自我之中，拥有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平凡琐碎的生活。可是众多当代文人所面临的窘境却是：即使已经离开了文字的舞台，他们仍然无法摆脱那种“优人”般的角色定位。
这些人长期沉浸在古代文学的海洋里无法自拔，但这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实质性的好处——诸如思维拓展、情感升华或者个人特质的完善等方面，反而由于过分沉迷其中导致原有的自我意识渐渐模糊不清甚至消失殆尽。于是乎，他们的写作灵感不再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的洞察与思考，也并非出自对生命意义深层次的体悟，而是演变成一场机械性重复且毫无新意可言的“表演秀”：仿佛一个个自导自演的演员，煞有介事地扮演着各种角色。
更糟糕的是，这种现象使得他们变得越来越脱离实际，宛如一群矫揉造作的文人墨客。即便身处于一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也要硬生生地拼凑出所谓的国仇家恨以宣泄内心那无处安放的情绪；又或是蜷缩在温暖安逸的书斋之中，绞尽脑汁去构思远方边陲之地的艰难困苦，并妄图用文字将其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
他们口中喊出的愤怒，往往并不是出自内心深处对于世间不公平现象的刻骨痛恨；脸上露出的笑容，亦绝非来自于看透世事沧桑后的豁然开朗。这种表里不一的状态使得他们笔下的作品显得如此空洞无力，仿佛只是一堆毫无生气的文字堆砌罢了。一切，都只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情绪演出”，其内核，是空洞与虚假。
那么，假如古代的人们看到当今这些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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