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万石。”
“边军粮草可足？”
“五原、朔方十仓皆满，可供二十万大军一年之需。”
“百姓纳赋，较十年前减轻几成？”
“平均减赋四成，尤以江南为最，达六成。”
刘谦点头，终于起身，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钉入木：“父皇曾言：‘治国如种树，根深才能叶茂。’今日之患，不在外敌，而在内腐。若放任豪强吞并土地，纵容权贵逃避国责，则我大汉根基必朽。清丈之事，势在必行！”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崔昀：“但朕亦知，操之过急，反伤元气。故此令分三年施行：第一年，扩至三十州；第二年，推及三十二州；第三年，遍及全国。每丈一亩，皆立册公示，百姓可核可诉。凡阻挠清丈者，无论身份，一律下狱待审；凡虚报瞒报者，加倍追税，抄没家产。其家属三代不得为官。”
诏令既下，举国震动。
关中豪门率先反弹。冯翊郡守密令各县拖延上报，阳陵侯来孙之子更率私兵封锁田界，宣称：“此地乃先帝所赐，子孙永业，不容丈量！”长安街头，术士登坛宣讲：“天降灾异，乃因逆天改制，触怒神明！”甚至有人夜焚户籍房，烧毁十四县清册。
刘谦不动声色，仅下一道密旨。
三日后，飞骑营突袭阳陵侯府，查获私藏铁甲一万五千具、战马三千匹、粮秣五十万石，并搜出与淮南残党往来的密信一百三十封。证据确凿，当场拘捕，押赴洛阳。
五月朔日，太极殿前设坛，百官列席。
刘谦亲自主审，当众宣读罪状，随即下令：“阳陵侯谋逆属实，斩首示众，家产抄没，子孙贬为庶民，永不得仕！”
同时颁布《禁私兵令》：“自即日起，凡民间蓄养部曲超过五十人者，视为谋反；私藏铠甲兵器者，不论数量，一律斩首。地方官若知情不报，同罪论处！”
此令一出，天下肃然。
十余家豪族连夜遣散家丁，销毁兵械；关中士族闭门谢客，再不敢轻言“祖宗旧制”。百姓拍手称快，称新帝“不动刀兵，而定乾坤；不兴大狱，而正纲纪”。
同年夏，蝗灾再起，自幽州南下，横扫冀、兖、青、徐、豫、并、凉、益八州。农田枯黄，百姓惶恐，谣言复起：“天罚也！因逆天改制，故降虫灾！”术士登高呼号：“唯有罢黜奸臣，恢复旧法，方可禳灾！”
张钧力主开仓放粮，组织百姓捕蝗。他亲赴灾区，斩杀两名趁机抬价的县令，释放饥民数百，宣布：“宁可饿死蝗，不可饿死人！”又教百姓以石灰拌谷种防虫，用网兜捕蝻灭卵，更创《捕蝗歌》教孩童传唱：“小童持网走田头，大人挥帚赶飞舟。莫怕蝗虫遮天日，一筐换米解忧愁。”全民参与，半月之内，扑杀蝗蝻二百四十万斤，保住半数收成。
崔氏党羽趁机弹劾：“张钧专权跋扈，擅杀命官，煽动民乱，形同谋逆！”更有匿名奏章递入宫中，指控其私藏兵器、勾结西域、意图自立。
刘谦览奏不语，仅批八字：“交监察院，彻查到底。”
七日后，真相大白：所谓“兵器库”，不过是张钧在老家修缮祖屋时存放的农具；所谓“西域密信”，乃其妹夫经商往来账目；至于“煽动民乱”，实为其亲手书写《捕蝗歌》并亲自教唱。监察院呈报调查结果，并附百姓联名请愿书一千八百余封，皆称“张相公乃活佛转世，救我性命”。
刘谦当廷宣读，随即下诏：
> “凡诬告清官者，以‘离间君臣、惑乱民心’论罪，主使斩首，从者流放三千里！”
>
> 加封张钧为“太师”，总领六部，赐“忠正勤慎”金匾悬于府门；
>
> 并昭告天下：“自即日起，所有灾情奏报，不得经由地方转递，可由百姓联名，直接送往洛阳监察院。若有阻拦者，视为抗旨！”
此令一出，天下肃然。
崔昀终于明白，这位看似温顺的新君，实则继承了祖父的隐忍与父亲的果决。他长叹一声，上表乞骸骨，请求致仕归乡。
刘谦允其所请，赐黄金百斤、良田五十顷，礼仪优厚。然在其离京当日，却派人送去一卷竹简，上书四字：“知止不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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