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大臣 “犯颜直谏”，将魏征等大臣的批评视为最重要的 “讥诫”。
当魏征批评他 “沉迷狩猎、荒废政事” 时，李世民虽一时不悦，但仍深刻自省，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下令减少狩猎；当魏征指出他 “用人多疑、赏罚不公” 时，他立即反思用人政策，调整赏罚标准，确保 “赏当其功、罚当其罪”。李世民不仅接纳他人的批评，还坚持自我反省，每日复盘自身的言行与决策，担心 “因一念之差而害民误国”。
正是这种 “省躬讥诫” 的修身实践，使李世民成为历史上着名的明君，开创了 “贞观之治” 的盛世局面 —— 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其经验也证明了 “自省纳谏” 对个人成长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2. 曾国藩：每日三省，成就 “晚清中兴名臣”
晚清名臣曾国藩，资质平庸，却通过 “省躬讥诫” 的终身实践，终成 “立德、立功、立言” 三不朽的圣人。曾国藩一生坚持写日记，每日对自身的言行、心念、品德进行深度反省，将 “省躬讥诫” 内化为习惯。
在日记中，他会详细记录自己的过错：如 “今日与人争执，是因傲慢之心作祟，需戒之”“今日偷懒未读书，是因懈怠之心，需勉之”“今日见他人富贵而心生嫉妒，是因私欲，需克之”。对于他人的批评，他更是虚心接纳，如弟子李鸿章批评他 “过于谨慎，错失良机”，他反思后调整决策风格，做到 “谨慎而不保守”；好友左宗棠批评他 “用兵迟缓”，他结合实战经验，优化作战策略，提升军事能力。
曾国藩的 “省躬讥诫” 不仅完善了自身的人格，更助力他在政治、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 ——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推行洋务运动，成为 “晚清中兴名臣”，其《曾国藩家书》也因蕴含深刻的修身智慧，成为后世修身的经典读物。
3. 子贡：闻过则喜，成为儒家 “七十二贤” 之一
孔子的弟子子贡，以 “言语” 闻名，更是 “省躬讥诫” 的践行者。《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贡问孔子：“仁矣乎？” 孔子回答：“未知，焉得仁？” 面对老师的否定，子贡并未气馁，而是深刻自省，认识到自己在 “仁” 的修养上仍有不足，从此更加勤勉地践行 “仁道”。
当他人批评子贡 “过于注重言辞技巧，而忽视内在品德” 时，他虚心接受，反思自己的言行，提出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强调品德的重要性，并以实际行动践行 “言必信、行必果” 的准则。正是这种 “闻过则喜、即时改正” 的 “省躬讥诫” 精神，使子贡成为儒家 “七十二贤” 之一，被后世尊为 “先贤端木子”。
三、“宠增抗极”：外在戒惧的盈满与败亡警示
（一）释义与出处：从文字到戒盈的溯源
“宠增抗极” 与 “省躬讥诫” 相对应，聚焦外在宠荣与权力对个体的腐蚀，四字各有深意，共同揭示了 “盈满则亏” 的必然规律：
“宠（chong）”：本义为宠爱、恩宠，后引申为权势、地位、财富等外在的优越条件，是引发后续问题的源头，具有强大的诱惑性；
“增（zēng）”：意为累积、增加，强调宠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步积累的过程，初期往往不易察觉其潜在风险；
“抗（kàng）”：《说文解字》释为 “扞也”，本义为抵御、抗拒，后引申为亢盛、傲慢、不驯顺，指个体在宠荣累积后产生的心态变化，是走向败亡的关键；
“极（ji）”：意为极致、顶点，既指宠荣达到顶峰，也指由此引发的危局、败亡，体现了 “物极必反” 的规律。
综上，“宠增抗极” 的核心含义是：当宠爱、权势、财富等外在条件不断累积，达到极致时，个体若不能保持谦卑，必然会滋生傲慢、放纵的心态，最终走向败亡的结局，是对 “盈满则亏” 规律的深刻警示。
从出处来看，“宠增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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