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后院有口半人高的粗陶腌菜缸，黑黢黢的，传了四代。
奶奶说，那是“养缸”，每年冬至必须投一块生肉进去，缸里的东西才会“安分”。
今年冬至我忘了，半夜被后院“咚…咚…”的闷响惊醒。
扒着窗缝看，月光下，那缸沿上搭着五根惨白浮肿的手指，正一下下，抠着缸壁。
我吓得连夜逃去省城，三年没敢回家。
直到老家拆迁，我作为唯一继承人必须回去签字。
推开门，院里荒草齐腰，那口缸却还在原地，缸沿糊着一层厚厚的、暗红色的、像肉膜又像苔藓的东西。
村支书眼神躲闪，递给我一本发黄的旧账簿，吞吞吐吐：
“你太爷爷那辈开始……村里有些‘多余的人’，就……就都在这本账上记着……”
账簿最后一页，墨迹新鲜，工整写着我的名字和昨天的日期。
而我的身后，那口沉寂的缸里，传来了湿漉漉的、仿佛什么东西缓缓蠕动坐起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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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老槐树村最东头，院子大，但空，就我奶奶和我俩人守着。院子最深处的墙角，茅厕旁边，常年放着那口缸。半人高，肚大口小，陶土烧得粗粝，颜色是一种陈年雨水和烟火熏出来的黑黢黢，不透光，看着就沉。缸口盖着块厚重的青石板，石板上又压着半截磨盘，沉得我小时候使出吃奶的劲儿也推不动分毫。
奶奶管它叫“养缸”。不是养鱼养花，她说，是“养着”里面的东西。什么“东西”？她从不细说，只反复叮嘱，别的规矩忘了可以，唯独这条不行——每年冬至日，太阳落山前，必须割一块肥瘦相间、带皮的新鲜生猪肉，不能洗，直接掀开石板投进去。投的时候不能看缸里，投完立刻盖严实，压好磨盘。
“记牢了，栓子，”奶奶枯瘦的手捏得我手腕生疼，眼睛望着缸的方向，空洞又敬畏，“喂了肉，它才安分。一年就贪这一口，忘了……要出大事。”
我问过能出什么大事。奶奶脸色立刻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句：“缸……就不满了。”
满了？我偷偷观察过，那缸盖得严丝合缝，但村里不管多旱的年头，缸身靠近底部的位置，总是阴湿一片，摸着滑腻腻，长着一层薄薄的黑苔。有次我大着耳朵贴在缸壁上听，似乎真有极其微弱的水声，咕嘟……咕嘟……像烧开了的粥，又像什么东西在缓慢地吞咽。
年复一年，冬至投肉成了我家最诡秘的仪式。奶奶主持，我打下手。割肉，掀石板的一角（只露一条缝），把肉扔进去。那一瞬间，总能闻到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从缝里冲出来——不是腌菜的酸腐，更像是水塘底的淤泥腥气混杂着一种甜腻的、类似熟过头水果的怪味。肉落进去，从来听不到落底的声音，仿佛那缸深不见底。
我也曾怀疑，是不是奶奶老了，守着什么不着调的祖训。但那口缸实实在在摆在那里，那份阴湿，那股怪味，还有奶奶提起它时那种刻进骨子里的恐惧，都让我不敢造次。直到我去省城上了大学，见识多了，心底那点疑影才又活络起来。唯物主义教育让我觉得，那大概就是个故弄玄虚的旧习俗，或许最早是为了处理什么不洁之物，年深日久成了迷信。
今年冬至，我在学校赶一篇课程论文，昏天黑地。奶奶头几天还打电话提醒，我嗯嗯啊啊应着，心里却没太当回事。等我想起来，已经是冬至晚上十点多，宿舍都熄灯了。给奶奶打电话，无人接听。可能睡了。我想，就一年，一次而已，能出什么事？缸还能自己跑了不成？那种荒僻村落的旧讲究，早该随着科学普及废掉了。我怀着一种混合着轻微负罪感和叛逆释然的心情，睡下了。
后半夜，我突然惊醒。
不是被梦吓醒，是确确实实听到了声音。
咚……
咚……
声音沉闷，钝响，很有规律，一下，又一下。像是有人用粗木桩，在远处用力杵着地面。
可我家院子是泥地，哪来的这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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