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楼,路灯亮得像白昼,黄包车载着穿西装的洋人匆匆而过,看着热闹,可隔着一条马路的华界,昨夜还传来过零星的枪声。他指尖敲了敲窗沿,嘴角勾了勾——蒋介石这步棋,是做给徐家看,更是做给整个上海滩的资本家看。
徐家在上海的根基,谁都清楚。闸北的纱厂日进斗金,洋行里握着汇丰的股份,连江南造船厂的几个老技师,都是徐家老爷子当年请回来的。曾维献、覃文运娶的是徐家的小姐,这层关系,在上海滩的圈子里不算秘密。如今这两人一个成了少将旅长,一个做了苏州代市长,明着是赏他们的功,实则是给徐家递了颗定心丸:你投我,我便给你体面。
这体面,是做给虞洽卿那些人看的。上海总商会的会长虞洽卿,手里攥着江浙财团的大半银钱,这些日子正坐立难安——武汉方面派了人来拉拢,许了他财政部的虚职;蒋介石这边也递了话,却只字没提具体的好处。他一犹豫,底下的钱庄老板、纱厂主们也都跟着观望,谁都不敢先把银子拿出来。
可现在不一样了。徐家的人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曾维献的兵有了嫡系番号,覃文运掌了苏州的实权,这就是活招牌:看,先站过来的人,不会吃亏。蒋介石是在说,他要的不只是钱,更是人心——你给我财政支持,我就给你的人官做,给你的产业护着,比起武汉那边空泛的“革命理想”,这“利益交换”来得更实在,也更能打动攥着钱袋子的人。
徐渊心里透亮。蒋介石要“清党”的风声,早就透过各种渠道漏了出来,可他根基不稳,武汉那边拿着“正统”的名头压他,党内又有不少人质疑,没江浙财团的银子撑着,他动不了手。给曾维献和覃文运的封赏,就是他递出的“投名状”——先给点甜头,换财团们的真金白银,换他们在报纸上替自己说话,好让他有底气去掀那场血雨腥风。
正所谓与“欲先取之,必先予之”,蒋介石深谙此道。
早年在权力底层时,“予”的核心是“姿态性臣服”,通过对核心人物的绝对顺从换取上升跳板。
清末至民初,陈其美是国民党早期核心人物,蒋介石对其几乎言听计从。1912年,为帮陈其美清除光复会势力,他亲自策划刺杀陶成章(光复会核心人物),事后虽被迫避走日本,却彻底成为陈其美“心腹”,由此进入国民党早期权力圈,获得军事职务(如沪军第五团团长)和革命资历。
1922年陈炯明叛乱时,孙中山被困永丰舰,蒋介石此时仅是粤军中层军官,却主动从上海奔赴广州,登舰护卫40余天,期间“衣不解带”“亲侍左右”,甚至写下《孙大总统蒙难记》渲染忠诚。这种“危难中站队”的“予”,让孙中山彻底将其视为“军事亲信”——1924年直接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而这一职位正是他后来掌控军权的根基。
他的“予”并非单纯情感依附,而是精准拿捏对方需求:陈其美需“打手”巩固派系,孙中山需“可靠将领”掌控军队,蒋介石便以“工具价值”换资源,看似“付出忠诚”,实则是“用姿态买门票”。
在积累势力阶段,蒋介石的“予”是“选择性让利”,通过小恩小惠或职位许诺,拉拢能为己所用的人,尤其聚焦军事和权力核心领域。
黄埔军校他任校长时,对学生既“严厉训诫”又“刻意笼络”——对陈赓、杜聿明等尖子生,亲自过问学业、生活,甚至私下赠予财物;对教官中的心腹(如何应钦),推荐其任要职(如教导团团长)。这些“小恩”看似是“师长关怀”,实则是“提前投资”:黄埔学生后来多成为国民党军骨干,自然成了他的“嫡系”,这也是他能在北伐中掌控军权的关键。
北伐前,对粤军、湘军等地方军阀,他表面“许以地盘”“承认编制”(如允许湘军保留原有防区),暂时“让利”避免内耗,实则是借“联合北伐”之名收编其部队——待战事推进,再通过“整编”“换将”逐步削弱对方,最终将地方军纳入自己掌控。
这种“予”是“利益绑定”,先给对方“看得见的好处”,让其愿意依附,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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